五代后蜀酷吏李匡远爱听“肉鼓吹”——杖政史谈之四十九|十国春秋|李匡远|杖刑|酷吏

作者：蒋丰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乱世。王朝更替频繁，战争不断，法纪也往往在动荡中变得粗暴。我在前面写过后晋刘铢的“合欢杖”，那是一种把杖刑刻意加重、甚至带上个人色彩的酷刑。到了后蜀，又出了一个李匡远。他没有给自己使用的刑杖另外取名字，却给挨打者发出的声音取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肉鼓吹”。

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五十三《后蜀六·列传》记载李匡远：“李匡远事后主为盐亭令。时盗贼所在充斥，匡远擒捕无虚日，时人号之曰健令。已而迁盐铁判官，代宰相毋昭裔理使务。匡远性卞急，一日不断刑，则惨然不乐。常闻捶楚之声，曰：‘此一部肉鼓吹。’年八十二卒。后盗发其墓，分其四支。”这段史料不长，却几乎可以给李匡远画出一幅完整的酷吏肖像。

有意思的是，李匡远最初并不是以“酷吏”身份出现的。后蜀孟昶时期，他担任盐亭县令。当时地方治安很差，“盗贼所在充斥”，李匡远却“擒捕无虚日”，也就是天天抓捕盗贼，而且颇有成绩。因此，当时人还送给他一个很响亮的称号——“健令”。

“健令”当然是褒义的。在一个盗贼横行的地方，百姓最希望遇到的，往往就是这种办事利落、敢抓敢办的县令。因此，从李匡远的仕途起点来看，他很可能首先是一位以治安能力受到认可的“能吏”。后来他又升任盐铁判官，代替宰相毋昭裔处理有关事务，说明他的行政能力至少曾经得到后蜀朝廷的肯定。

问题在于，一个“健令”后来走得太远了。《十国春秋》用了三个字形容他的性格：“性卞急。”

所谓“卞急”，就是性情急躁、严厉刻薄。接下来的一句话更加惊人：“一日不断刑，则惨然不乐。”一天不判刑、不用刑，李匡远竟然就闷闷不乐。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执法严厉”了。官员审案，依法该打则打，该罚则罚，本来属于传统行政司法的一部分。尤其五代十国社会秩序混乱，地方官处理盗贼案件，使用鞭杖、捶楚并不奇怪。但问题在于，刑罚正常情况下只是一种治理工具。官员不应该喜欢刑罚，更不应该从别人的身体痛苦中获得个人满足。

李匡远却显然越过了这条界线。《十国春秋》紧接着记载，他平时听见行刑时发出的“捶楚之声”，竟然高兴地说：“此一部肉鼓吹。”

所谓“鼓吹”，本来指鼓、箫等组成的乐队，也可以泛指音乐。宋人叶廷珪《海录碎事》在“惨酷门”中特意把李匡远这件事单独列为“肉鼓吹”，并注明材料来自《外史梼杌》：“伪蜀李匡远为少府监，严刻，常闻捶楚之声，谓人曰：‘此吾一部肉鼓吹。’”

这说明“肉鼓吹”的说法在宋代文献中已经流传，并非清人吴任臣凭空添加。

“肉鼓吹”三个字极其残酷。刑杖打在人的身体上，发出的声响与受刑者的呻吟、惨叫，在李匡远听来，竟然成为了一支用人的血肉组成的乐队。这或许正是中国古代“杖政”最阴暗的一面。

研究杖刑，如果只研究笞多少、杖多少，研究刑具多长、多宽，研究什么罪判多少板子，很容易把它变成一种冷冰冰的制度史。但一旦把目光移到具体的人身上，就会发现同一根杖在不同官员手中，意义完全不同。

在正常司法制度里，杖是一种刑罚。在酷吏手中，杖可能变成威慑百姓、展示权力的工具。而到了李匡远这里，竟然又向前走了一步：杖刑甚至变成了一种可以供施刑者欣赏的声音。

这就是为什么“一日不断刑，则惨然不乐”比单纯说李匡远“残酷”更加值得注意。它说明刑罚已经从治理行为进入了官员的个人心理。一旦一个执法者开始因为“今天没有人挨打”而感到不快，那么刑罚是否必要、罪行是否严重、法律尺度究竟如何，就都可能退居次要位置。对于这种官员来说，有没有人挨打，本身已经变成了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