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底，乌江边上，红军主力正在连夜渡江，就在这个时候，二局的报务员截到一份刚刚发出的敌军电文，译出来之后，屋子里所有人都眉头紧锁起来：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的主力，正从安底西北方向往东南压过来，离红军待渡的沙土、安底一带已经不远。
前有大江，后有追兵，如果按原计划渡江，只要敌人发现红军在此处集结，已过江和未过江的部队就会被切成两截，被迫背水一战，其结果可能比湘江战役还要惨烈。
指挥部里灯亮了一整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都在，一局局长叶剑英、二局局长曾希圣、三局局长王诤也被叫了去。
大家议来议去，始终没有好办法。就在这个时候，曾希圣讲了个办法。他说，二局熟悉蒋介石中央军的通用密本和专用密本、电文格式、敌台来往电报的程序和规律，能不能用蒋介石的名义，直接给周浑元、吴奇伟发一封命令电，让他们按原定路线经泮水向新场前进，不要擅自改变方向。新场距红军渡江的沙土有五十公里以上，即便敌人到了新场，也发现不了红军在渡江；等他们集结部队追过来，已经是第二天之后的事。
这个提议在今天听起来像是传奇小说的情节，但在当时，它是建立在一种极其具体的技术底气之上。蒋介石常常越级指挥，尤其在贵阳坐镇时直接向下属纵队发令，已经见怪不怪，这给了二局模仿他口气的空间。
更妙的是，周浑元、吴奇伟原本受命的就是经泮水向新场一线行进，假电令要他们“不擅自改变路线”，在收报人看来只是一道正常的催促，不容易引起怀疑。
毛泽东等首长觉得曾希圣的办法，可以一试，但同时提醒他，一定要把握好“以假乱真”的尺度。
曾希圣拟好电文，用蒋介石近日使用的密码发出，然后坐镇侦察台，紧盯着周、吴两部电台的反应。译电报告很快回来了：吴奇伟率欧震师30日抵泮水，31日抵三重堰；周浑元部萧致平师31日进至三重堰、新场之间，其余可到新场。
两部果然遵照“命令”行动，与红军渡江的安底一带拉开了距离。3月31日，除执行佯动任务的红九军团外，红军各部全部渡过乌江。
曾希圣的女儿曾小红后来回忆，这件事后来一直没有人再提起，国民党内部可能始终没有察觉。
曾希圣搞破译工作，从一开始就挺“神”的。
1932年初，红军攻打赣州，事先侦察到的情报说城内守军不多，可以打，结果仗打到一半，蒋介石嫡系部队突然从赣州北面压下来，包抄了攻城部队，红军伤亡惨重。
那一仗对曾希圣的刺激极深。他当时已经在做情报工作，事后对女儿说，自己是搞情报的，情报变化得那么快，跟不上，来不及。
就是从那时起，他把目光转向了无线电。一个邮电局的报务员告诉他，密码也有规律，可以破。他请示成立破译小组，把不同方向抄收的加密电文编上号，堆了整整两大箱，和曹祥仁、邹毕兆几个人钻进屋子里没日没夜地研究。
几个月后，奇迹出现了。
1932年8月，红军在宜黄打垮了国民党一个师，曾希圣带人从敌师部电台机房里搜出一批遗留的电文，其中有一份已经译出了三十多个汉字。他们就拿这三十多个字当线索，靠字与字之间的搭配和上下文去猜，反复推，反复试，最后硬是把整封“天书”撕开了一个口子。
邹毕兆后来回忆，1932年11月16日，曾希圣和曹祥仁一举破译敌台密码，“无异于发明了秘密武器”。此后中革军委正式成立二局，曾希圣任局长，破译工作从几个人的摸索变成了一项建制化的情报作业。
二局成立之后，破译这件事，在长征路上变成了一种近乎残酷的日常工作。国民党军的密码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旦发觉电报被截，立刻换本，甚至一天一换、一报一换。
曾希圣把二局侦收译电人员分成两个梯队，交替行军：前一队走到宿营地，立刻架线开机；后一队拆线赶路，超过前一队到下一个点再架线。如此接力，二十四小时不断线。
翻越城岭老山界那天，山路窄到牲口都走不了，发电机只能靠人抬，走到半夜还没到宿营地。曾希圣就让报务员在半山腰架起电台，就着山风工作，情报译出来立刻送军委。
他本人的状态，二局的老人们后来回忆起来几乎是同一个画面：破译资料不离手，走在路上在想，骑在马上也在想，到了宿营地不吃饭，先坐下来推密码，通宵是常事。
曾小红说，由于经常通宵达旦地破译电文，父亲和二局的同志在行军中常常因过度疲劳被绊倒，或者从马上摔下来。
据统计，从1932年秋首破敌军密码算起，到1936年秋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二局亲手破译的国民党军各类密码有八百六十种之多，而二局本身，不过几十个人。
遵义会议之后，二局的情报开始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进入决策。
1935年1月28日，土城战役打响。这一仗的情报出了大问题：红军进入贵州后对黔军和中央军的密码已有相当掌握，但土城遭遇的川军郭勋祺部使用的是一套完全陌生的密码，代号“正密”的“来去本”，发报和收报各用一本，字序全部打乱，二局虽然截获了大量密电，一时却无从下手。
曾希圣在战前就提出过，二局对川军电台还没有严密监控，建议等破译出敌人兵力后再行动，但军情紧急，战斗已经打响。
从清晨开始，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个人埋头攻关，周恩来和王稼祥赶到二局驻地，对他们说“你们赶快搞清情况，我们来帮你们弄饭”。
当日下午密码破译，译出的电文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川军兵力远不止最初判断的四个团，各路敌军正从四面合围，包围圈只剩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
红军总部据此紧急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可以说，一渡赤水，是在情报从“失灵”到“恢复”的短短半天里被逼出来的。
此后，真正让二局从“提供情报”走向“支撑决心”的，是扎西会议前后的那几天。
1935年2月6日，蒋介石任命云南省主席龙云为“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2月7日，龙云发出一份密电，详细部署川军、黔军、滇军的防堵任务。
当夜，这份密电就被二局截获并破译，电文揭示了一个关键判断：敌军包围圈最薄弱的地方在黔北遵义，那里只有黔军王家烈部据守。
2月9日，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此后娄山关和遵义战役，红军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叶剑英1975年回忆四渡赤水时说过一段很实在的话：在龙里、贵定之间不过六十里的地方，红军进进出出，局外人看着神奇，但“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不容易下这个决心”。
毛泽东本人在1939年的一次讲话里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假电报这件事，在曾希圣的情报生涯里是最高光的一笔，但并不是他最后一次在关键节点上做出选择。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曾希圣一度被派到四方面军那边去。张国焘自恃兵多，闹分裂。9月10日黄昏，叶剑英通知二局立即回中央军委驻地，并要曾希圣、曹祥仁和邹毕兆三个人先走，二局单位随后赶来。
邹毕兆回忆，他们到达军委驻地时首先见到彭德怀，彭德怀见他们来到，高兴极了，像是松了口气。就在那个时刻，他们才知道张国焘擅自命令北上红军部队返回南下，中央决定率红一、红三军团先行北上。
毛泽东在下决心时交代叶剑英：二局一定要带上，并特意嘱咐叫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人先走。
在一支正在紧急转移的队伍里，最高决策者点名要带走的，不是枪炮，不是辎重，是几个破译密码的人。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二局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
曾希圣这个人，和他做的事情之间有一种奇怪的错位。他在二局局长的位置上脾气急，对工作要求极严，容不得别人说“可能”“好像”这种词；但回到家里，他随和，跟孩子玩游戏，很少骂人。
更让人不好理解的是，他终其一生没有向家人透露过自己在长征期间做过的任何一件具体的事。曾小红小时候问过他，长征里打过什么仗，是不是吃野草树皮，他不接话，闭口不谈。她后来关于父亲长征的全部认知，几乎都是从父亲的老战友嘴里一点一点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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