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大连广播电视台工作人员孟令骞整理旧事，写下文章《半夜鸡不叫》。他有一个特殊身份：小说中“周扒皮”原型周春富的曾外孙。文章的核心意思很直接，太姥爷并非靠残酷剥削起家，小说里的许多细节，也不能全部当成历史事实。
这场争议，绕不开一本书，更绕不开一个时代。1951年前后，高玉宝开始整理自己的经历；1955年4月，《高玉宝》正式出版，其中《半夜鸡叫》一章影响极大。一个地主形象，就这样从纸面走进了几代人的记忆。
高玉宝1927年出生于辽宁瓦房店孙家屯村，家境贫寒，少年时做过长工，后来学木匠。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衡宝战役，曾六次立功。
他文化程度不高，写作初期，许多字不会写，只能用图画代替。“鸡”字不会写，就画一只鸡；遇到复杂字，便向战友和群众请教。1948年东北战场上，他甚至拦住四纵司令员吴克华的马，请教文字。
吴克华没有责备他，只问：“你要写什么？”高玉宝把本子摊开，吴克华看见满页图画，便耐心教他识字。这件小事说明，小说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一个普通战士在行军、作战间隙一点点写出来的。
有意思的是，高玉宝最初的稿子更接近个人经历记录，并不懂人物塑造和情节集中。中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文艺科科长郭永江帮助他修改，建议把村中几个地主的不同表现集中到一个人物身上，以增强故事冲突。
这一步改变了作品的性质。原本分散在几个人身上的行为，被压缩到“周扒皮”一人身上；现实中的周春富，也因此被赋予了远超个人经历的文学形象。高玉宝后来承认，自己早期不懂小说，使用真实姓名，是一个明显疏忽。
“半夜鸡叫”是否真实，村民记忆并不一致。有人说，村里确实有地主凌晨催工，也有人认为，鸡在深夜叫并不合常理。高玉宝晚年解释过，最初写的是村中几个地主的做法，发表时经过集中和加工，才形成了周扒皮半夜学鸡叫的情节。
孟令骞的质疑，正是从这里开始。他认为，小说把周春富描写得过于凶恶，许多情节属于文学加工，不能据此还原其完整人生。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把太姥爷说成毫无问题的人，而是试图把真人与文学角色分开。
关于周春富的家境，地方老人回忆也有差异。有资料称他拥有数十亩至数百亩土地，也有口述材料给出更大的数字；他还经营油坊、染坊和小店。但同村大地主的土地数量远超于他，因此在当地财富结构中，周春富未必属于最上层。
他的性格似乎也较为复杂。有人说他勤俭、精明，重视购置土地，家里房屋却并不讲究；有人回忆，他对妻儿要求苛刻，对长工也较严厉。也有曾经给他做工的人表示，周春富并非逢人便打骂，能干活的人反而受到认可。
这种互相矛盾的记忆，并不奇怪。乡村社会中的地主，既可能勤劳经营，也可能依靠土地和雇工获利；既有精打细算的一面，也可能把节俭变成对家人的苛待。把这样的人简单写成纯粹恶人，或者完全洗成厚道人，都难以符合真实生活。
周春富于1949年去世，时间早于《高玉宝》的正式出版。至于他的死亡过程及其具体责任，各种回忆并不完全相同，不能仅凭小说情节下定论。高玉宝晚年也承认，土改时期个别地方在执行政策时存在偏差，文学作品更不能替代档案和地方调查。
毛泽东曾读到《半夜鸡叫》，1952年还提出想见这位战士作家。高玉宝后来多次受到接见，作品也成为群众文学中的典型文本。正因为传播范围太广，周扒皮逐渐不再只是一个村庄里的人名，而成了旧式地主形象的代称。
孟令骞在文章中为周春富申辩，真正触及的并不只是一个人物的名誉问题，还包括纪实、小说与集体记忆之间的界限。高玉宝写下的是亲身遭遇，修改者追求的是典型效果，读者接受的却往往是已经定型的文学形象。三者叠加之后，周春富这个真人便很难从“周扒皮”这个角色中分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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