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爷走的那天夜里,谁都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是村东头卖豆腐的老韩发现的。他每天五点半推着三轮车从二爷门口过,喇叭里录好的“豆腐——热豆腐——”喊到第三遍,二爷没像往常那样拎着搪瓷盆出来。老韩说,他当时也没往坏处想,想着天冷了,八十二的人,赖一会儿被窝正常。到了上午九点多,隔壁王婶去借簸箕,拍了半天门,里头没动静,才慌了。
门是从里面插着的。后来是村支书刘建国带人把门框卸了才进去。二爷躺在炕上,被子盖到胸口,手放在被子外头,人已经硬了。脸上一点痛苦的样子都没有,跟睡着了似的。村卫生室的赵大夫过来看了看,说夜里走的,心梗,没受啥罪。
这话算是给定了个调子,叫“无疾而终”。村里人也都这么说,说李老栓这辈子行,走得不拖泥带水,没瘫没傻,没给谁添麻烦。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店里给人换电动车轮胎。刘建国在电话那头说:“你二爷没了,你看你啥时候回来一趟,后事得有人张罗。”我把扳手放下,手上全是机油,在裤子上蹭了两下,说下午就到。
二爷是我爷爷的亲弟弟。我爷爷走得早,我爹那一辈就剩下二爷一个长辈。我爹在县城的机械厂退了休,腿脚不好,来不了,电话里跟我说:“你去吧,该怎么弄怎么弄。你二爷没儿没女,五保户,村里管。但咱不能真甩手,那是我亲叔。”
二爷确实一辈子没结婚,没儿没女。早年间村里人还托人给他说过媒,后来说着说着就不说了。我小时候听我奶奶提过一嘴,说二爷年轻时有过一个相好的,是邻村的,后来人家嫌他穷,嫁到山那边去了。二爷从那以后就不提娶媳妇的事了,见人就说“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时间长了,谁也就不劝了。
五保户政策下来以后,二爷每年有补贴,逢年过节还有米面油。他自己种着一小块菜地,养了七八只鸡,日子过得下去。村里人都说他手里没钱,五保户能有啥钱?一年到头补贴那几个,够吃够喝就不错了,再说二爷那人抠得出了名。
说抠,是真抠。我印象里头,二爷就没穿过一件新衣裳。冬天一件军大衣,袖口磨得发亮,领子上的毛掉得跟斑秃似的,他照穿。我爹有一回给他买了件羽绒服,他嘴上说“买这干啥,我有衣裳”,到底没见他穿过,后来我爹不在了,那件衣服不知道怎么又转回我家了——二爷等我爹走了以后,把衣服叠得板板正正放我爹床上了,连吊牌都没拆。
他吃饭更省。村里谁家办红白事,剩菜剩饭他去要,拿回去热热能吃好几天。有一回我撞见他蹲在灶台前头啃馒头,就着一碗咸菜丝,咸菜丝上滴了两滴香油。他看我来了,还招呼:“吃了没?我给你掰半个。”我那时候年轻,觉得这日子太苦了,说二爷你手里又不是没钱,咋不割点肉。他说:“肉有啥吃头,吃着香,拉出来臭。”给我噎得没话说。
就这么个人,你说他床席底下能翻出三万六?
那天下午我到的时候,院子里已经站了七八个人。刘建国在张罗着联系殡仪馆的车,王婶和几个妇女在灶上烧水,准备给二爷擦身子换衣裳。灵床是临时用两条板凳和一块门板搭的,二爷躺在上面,脸上盖了张黄纸。
我进了里屋,二爷的堂弟——按辈分我叫三叔——正蹲在炕上翻东西。三叔叫李德贵,是二爷没出五服的堂弟,平时跟二爷走动得不算近,但也没红过脸。他在翻二爷的柜子,说看看有没有存折啥的,别回头村里接管了,里头有钱说不清。
“有个屁的钱。”三叔一边翻一边嘟囔,“他那俩钱儿,活着的时候都不够花。”
我在旁边站着,看他把柜子里的东西一样样往外扔:几件破衣裳,一摞塑料袋,里头装着各种用过的绳子、钉子、螺丝帽,还有一个搪瓷缸子,缸子底上结着厚厚的茶垢。柜子最底下,翻出个纸盒子,盒子里头是二爷的身份证、五保供养证、还有几张泛黄的相片。三叔拿起来看了一眼,扔一边了。
“炕席底下呢?”外头有人喊了一嗓子。
三叔说:“能有啥?他那席子底下除了臭虫啥也没有。”说着还是伸手去掀了。炕席是一张旧竹席,边上用布条包了边,掀起来的时候哗啦一声。席子底下压着一层报纸,报纸底下是个布包。
蓝布的,洗得发白,四角对扎着。
三叔拎起来掂了掂,脸色变了一下。
“有点分量。”他说。
布包打开,里头是一层塑料袋,塑料袋里头又是一块红布。红布掀开,一沓钱。不是新票子,啥年份的都有,一百的、五十的、二十的、十块的,还有几张五块的,叠得整整齐齐,用橡皮筋扎着。三叔把钱往炕上一倒,我们俩就开始数。
一万、两万、三万……数到最后,三叔手指头有点哆嗦。
“三万六千四百二十一。”他说完,抬头看我,嘴张着,半天没合上。
我也不知道说啥。外头灶上水开了,壶盖被顶得咔哒咔哒响。我跟三叔对看了一眼,又同时低头看那堆钱。三万六千多,搁在城里不算啥大钱,搁在二爷身上,那简直是个笑话——一个天天捡剩菜吃的人,一个穿得跟要饭的似的人,床席底下压着三万六。
三叔先反应过来,一把把钱又拢回红布里,往自己怀里一揣,站起来就往外走。我下意识拽了他一把:“三叔,这钱……”
“这钱咋了?”他扭过头看我,脸上那表情说不上是紧张还是啥,“我是他弟,这钱我不收着谁收着?”
“总得跟村里说一声吧?二爷是五保户,按说……”
“按说啥?”三叔嗓门高了,“按说他是我哥!亲堂哥!我给他收尸、给他下葬,这钱我拿着,回头丧事上花。你城里来的,不懂村里规矩,别掺和。”
他这话说得硬,但我听出来里头有点虚。旁边王婶端着一盆热水进来,看见这架势,愣了一下,啥也没说又退出去了。
我没跟三叔硬顶,出了里屋到院子里给刘建国说了。刘建国正在打电话联系火葬场,听完把手机一扣,皱起眉头。
“多少钱?”
“三万六千四百二十一。”
刘建国吸了口气,说:“这事麻烦了。”
麻烦在哪呢?刘建国跟我掰扯:二爷是五保户,按政策,五保户的遗产,原则上归村集体。但实际操作上,村里不会真去跟家属争这点钱,一般都是谁管的后事谁拿。可问题是,二爷这钱不是小数,三叔一个人闷声揣了,二爷另外还有一个侄女嫁在外地,人家要回来问一句“我叔的钱呢”,三叔怎么答?再一个,二爷的丧事到底花多少,花完了剩多少,得有个账。村里不能替他兜着。
刘建国说:“你三叔这人你知道,好个面子。你现在去要,他肯定跟你急。等丧事办完了,他把账一亮,花多花少全凭他一张嘴。”
我说那咋办。
刘建国想了想说:“先办事,钱的事后头说。你二爷还在门板上躺着呢,不能为钱的事让全村看笑话。”
这话在理。我回了屋,跟三叔说:“三叔,钱你先拿着,丧事该花花,回头咱们把账拢一拢,村里那边我去说。”
三叔脸色这才缓下来,把钱往怀里又按了按,说:“你放心,你二爷的事,我不含糊。该买的买,该办的办,不能让人戳脊梁骨。”
二爷的丧事办得不算寒碜。三叔当天下午就去镇上买了寿衣,回来让我们看,说是一百八一套的,我摸了摸料子,估计也就七八十块钱的东西。棺材没买,现在都兴火化,殡仪馆的车来拉走,烧完了装盒。骨灰盒三叔挑了个三百六的,说是实木的,我看了看,就是层板压的贴皮。
这些我都忍了。人死了,面子上的事,三叔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可后来吃饭的时候,三叔的做派让我有点坐不住。
按村里的规矩,丧事来的亲戚朋友得管饭。二爷没儿没女,来的都是本家和村里帮忙的,拢共两桌人。三叔在镇上饭馆叫的菜,八个凉菜八个热菜,有鸡有鱼,还上了两瓶八十多块的白酒。席上三叔端着杯子挨个敬,一口一个“我哥这辈子不容易,走也得走个体面”,说得眼圈都红了。
有个本家叔伯小声嘀咕:“这菜不便宜吧?老栓活着的时候可舍不得这么吃。”
三叔耳朵尖,听见了,嗓门亮起来:“嗨!我哥活着的时候苦,死了我还让他苦?钱是王八蛋,花了再赚!再说了,我哥自己攒的那俩钱,不就是留着办事的嘛!”
这话一说,满桌子人都知道二爷有钱了。
我在旁边听着,心里不是滋味。二爷攒那三万六,攒了多少年?五保户一年补贴多少,种菜卖鸡能挣多少,他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每一分钱,三叔一顿饭就干掉大几百。
可我没吭声。丧事上闹起来,难看的是二爷。
真正让我拿定主意的,是第二天下午。
火化回来,三叔把二爷的骨灰盒抱进屋,放在堂屋桌上。按规矩得有人守灵,我就跟三叔说晚上我守着。三叔说行,他回去睡一觉,明早出殡。
他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守着二爷的骨灰盒。屋里就一盏白炽灯,灯泡瓦数小,昏黄昏黄的。二爷那间屋门敞着,里头被翻得乱七八糟,炕席掀起来就没放回去。
我鬼使神差地进了那间屋,在炕沿上坐下来。
炕席底下那个布包被三叔拿走了,可报纸底下还有东西。我刚才看三叔翻的时候就觉得底下鼓鼓囊囊的。掀开报纸一看,是个牛皮纸信封,没封口,里头装着几张纸。
我抽出来看。一张是二爷的存折——农村信用社的,余额五千二。一张是张收据,镇上农资店开的,二爷买化肥的。最底下那张,是一页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上头用圆珠笔写着字。
字写得歪歪扭扭,错别字不少。我认得二爷的笔迹,早年他当过几天生产队的记工员,字不好看但能写。
上头写着:
“2018年,借给德贵家小伟上大学,五千。没打条。小伟说有出息了还我。”
“2020年,德贵翻盖房,从我这拿三千。说是借,没还。”
“2021年,德贵媳妇住院,拿两千。”
“2022年,德贵家老母猪下崽,买饲料,拿八百。”
底下还有一行,字更小,挤在边边上:
“德贵说等他手头宽裕了一起还。我不急。一个人花不了啥钱。”
我盯着这张纸看了老半天。二爷管三叔叫“德贵”,三叔管二爷叫“哥”。一个锅里搅过马勺的堂兄弟,一个有钱不给,一个没钱不要。二爷这张纸要是让三叔看见了,他得是啥反应?
我掏出手机拍了张照,把纸原样塞回信封,放回报纸底下,炕席铺好。
出殡那天,三叔摔盆,我抱遗像,村里人帮忙抬棺。骨灰盒下葬的时候,三叔哭了两嗓子,喊了声“哥”,那声音听着真不是装的。土填上,坟头堆起来,三叔拿脚踩了踩,说:“哥你踏实睡,这边事有我呢。”
回来路上,我跟刘建国走在一块。我把三叔叫住了。
“三叔,二爷那钱,你拢出账没有?”
三叔脸一沉:“你啥意思?”
“没啥意思。钱是三万六千四百二十一,丧事花了多少,你心里有数。剩下的,按说该有个说法。”
“啥说法?”三叔站住了,脖子梗着,“我是他弟!我给他摔的盆!这钱我拿了咋了?你一个侄孙,隔着一层呢!”
我说:“三叔,我不是跟你争这个钱。二爷是我二爷,也是你哥。他活着的时候,你从他手里借过几回钱,你心里有数。”
三叔愣住。
“2018年小伟上大学五千,2020年翻盖房三千,2021年你媳妇住院两千,2022年买饲料八百。拢共一万零八百。二爷记着账呢。”
三叔的脸从红变白,又从白变青。他媳妇在旁边,脸一会儿就挂不住了,拽他胳膊:“德贵,你从大哥那拿钱了?你咋没跟我说?”
三叔甩开她:“你懂个屁!”又冲我来了,“你翻我哥东西?你算老几?”
我说:“我没翻。二爷压在席子底下的,我看见了。三叔,这钱你要是不拿,二爷那些年白记。可你要拿,你先把账认了。”
三叔不说话,胸脯一起一伏的。周围聚了几个人,王婶、老韩,还有几个帮忙的,都站边上看。
僵了足有两三分钟。三叔忽然蹲地上了,两只手抱住脑袋,闷声闷气地说:“我不是不还……我这不是手头紧嘛……”
他媳妇在旁边冷笑一声:“手头紧?你昨天买酒一条烟就二百多!”
三叔嗖地站起来:“你闭嘴!爷们儿说话有你啥事!”
我看这架势要吵起来,赶紧拦在中间。我说三叔你听我把话说完。二爷那张纸上最后一句话写的是“我不急”。你知道啥意思不?二爷到死都没跟你要过。他攒那三万六,有零有整,那是他给自己留的后手。万一哪天躺倒了,请人伺候,看病抓药,不指着谁。可他没等到那天。
三叔不吭声了,蹲在那儿抽烟。
最后这事是怎么了的呢?刘建国出面,把三叔叫到村部谈了半个钟头。出来以后三叔眼睛红红的,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咋的。当天晚上他把我和三婶叫到一块,把账摊开了:丧事花了八千三,包括寿衣、骨灰盒、火化费、饭菜、烟酒、还有给帮忙的人买的烟。剩下的两万八千一百二十一。
三叔从里头数出一千,说给二爷坟前立个碑。又数出一万零八百,拿在手里掂了掂,说这个钱我认,我哥的账我还。剩下的,他说给村里五保户买点东西,米面油,算是替他哥积点德。
他媳妇不干,说那咱家不成冤大头了?三叔一拍桌子:“你少废话!我哥活着的时候你吃过他多少鸡蛋你心里没数?他喂的鸡下的蛋,咱家小伟从小吃到大,你给过一分钱没有?”
他媳妇不说话了。
碑是上个月立上的。三叔挑的石料,不算好,但字刻得清楚:李公老栓之墓。旁边刻了一行小字,是他让石匠加的:兄弟德贵敬立。
我走那天,去二爷坟前烧了刀纸。三叔也跟着去了,蹲在坟前拔草,一边拔一边说:“哥,那钱我还上了啊,你别惦记了。小伟毕业上班了,头一个月工资给我打了五百,我没花,给你存着了。你在那边该吃吃该喝喝,别跟活着似的抠抠搜搜的。”
风把纸灰吹起来,打着旋儿往远处飘。三叔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看了看我,忽然笑了一下:“你二爷那个人,死要面子。我要是不把这钱认了,他半夜得来找我。”
我也笑了。我说二爷要真来找你,你问他一句,那五千二存折上的钱,密码咋不写下来?
三叔一愣:“多少?存折?啥存折?”
我说我跟你闹着玩呢。三叔瞪了我一眼,骂了句小兔崽子,扭头往村里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你回去跟你爹说,这边事都办妥了,让他别惦记。”
我说行。
骑电动车出村的时候,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三叔还站在路口,手插在裤兜里,风吹得他那件夹克鼓起来。他比二爷小不了几岁,背也有点弯了。
我忽然想起来,二爷那张纸上,最后还有一行字,我当时没念给三叔听。那行字被水渍洇得有点花了,是这么写的:
“德贵这人好面子,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他要还,我就要。他不还,就算了。兄弟一场。”
我不知道三叔后来翻没翻到那张纸。翻到也好,翻不到也好。那一万零八百他到底是还了,二爷的账上,不管人活着还是走了,总归是有人认的。
只是二爷自己省了一辈子,到死也没舍得花那三万六。钱这东西,攒的时候觉得踏实,花不出来,到底是谁的福气,又是谁的亏呢。
本文为虚构故事,人物、情节和场景均为艺术创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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