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底，我从外地调入财税部门。
报到那天，接待我的是张局长。四十多岁，脸膛红红的，说话笑眯眯的，听口音像豫西人。他是行政十八级的老干部，穿着却朴素得很，灰布制服洗得发白，袖口处磨出了毛边。我刚进一个陌生单位，心里不免忐忑，可见到局长这副模样，绷紧的弦竟不知不觉松了下来。
原来的总会计要调走了，一时没有交接人。正好我来报到，学的又是财政预算专业，对口。张局长问：“这些财务账目会不会做？”我说：“会。”他便笑了，眼睛眯成两条缝：“以你所学的专业知识，又有实践经历，相信你会称职的。”那句话轻飘飘的，落在我心上却沉甸甸的。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干。
业务我是不怕的。复杂的企业核算我干过，行政财务和国家预算又是科班所学。可初来乍到，政策、规章、环境，样样都得从头熟悉。接下来的日子，我干得格外用心。
真正让我对这位领导从敬重到钦佩的，是四角钱的事。
那年月，计划经济下的财政开支，条条款款定得死死的。职工下乡误餐补助，每人每天一元五角，雷打不动。一天，局长下乡回来，在报销单上只填了四角。我拿着单子，一时愣住了，问：“别人都报一块五，您为什么只报四角？”他抬起头，仍是那副笑眯眯的样子：“我只吃了一顿午饭嘛。”
他说得那样自然，像说今天天气不错似的。可我握着那张薄薄的报销单，指尖却觉得有千钧重。
那个年代，一斤猪肉至少六角，一元二角能买二斤猪肉，够一家人吃两顿荤腥。他本可以不报——只吃了一顿，又是为公家下乡，不报也说得过去，倒省得走一趟财务、填一张单子。可他没有。他报这四角，恰恰说明在他心里，公与私之间有一杆秤，秤砣不偏不倚。
这条线，他心里清清楚楚，像田埂一样分明。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他。
有一回，我跟他下乡核账，回来时天已擦黑。路过集上，他在烧饼摊前站了站，又走开了。我问他怎么不买，他笑笑说：“回家吃，家里做着呢。”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老伴没在家，他回去只泡了一碗剩饭。这些事，他从不提，也从不觉得有什么好说的。这样的人，报四角钱，我一点也不意外。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极深。有一回他沿着路边走，一个毛头小伙子毛手毛脚地开着三轮车，把他撞了一下，脚崴了，走路一拐一拐的。我问他：“怎么不让他陪您去看病？”他摆摆手：“年轻人，当时都吓着了，听说是局长，直赔不是。我让他走了。”
对公家的钱，他严；对自己，他俭；对别人，他宽。这三样，在他身上是一体的。
平时下乡劳动，他总是抢在前头：“你们搞业务的离不开，我去吧。”春耕秋收，泥里水里，那件灰布制服常常沾满泥点，他却不以为意。经济上不多占一分，工作中吃苦在前——这样的领导，像老槐树一样，不声不响地立在那里，却让人不由自主地想靠一靠。
在他的影响下，单位风清气正，同事们各司其职，按规章制度办事，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后来他调回家乡，在财委工作。有一回我去市里开会，远远地看见他，他也看见了我，老远就喊我的名字，快步走过来，问我还在不在原单位，家里人都好不好。还是那副笑眯眯的模样。
再后来，老同事聚会，有人提起张局长，说他是真正把“身正不怕影子斜”活成了一种人生态度。那时候单位风气正，靠的不是什么高深的管理理论，就是这种无声的、细微处的言传身教。它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却渗进了每个人的心田。
四十多年过去了。四角钱的故事，我讲给很多人听过。有人感慨，有人沉思，也有人不太理解。可每次讲起，我眼前总会浮现出张局长那张红红的脸膛，眯着的眼睛，还有那张只填了四角钱的报销单。那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我们那一代人心中永不褪色的记忆。
如今我也老了。有时坐在院子里，看秋叶一片片落下来，铺在地上。张局长若还在，该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我想，他大约还是那副笑眯眯的模样，坐在某个安静的午后，翻看报纸，或者什么也不做，只是眯着眼看落叶飘过。
而我总会想起那四角钱。轻得像一片落叶，重得像压在心里一辈子的一块石头。可那石头不是负担，是根。人活一世，总得有一条线守在心里。守住了，走到哪儿，腰都是直的。
有些事，不必刻意珍藏，它自会留在那里。
（孙梅荣文，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第一时间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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