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电影里，姜文怒吼：“爷爷我要吃牛肉！”
被吐槽说“后生，你也配吃牛肉？”
小说原著里不是牛肉，是狗肉。《红高粱》里，小说主角“我爷爷”余占鳌还没成为大土匪时，没资格吃狗肉，只能吃狗头——结果他恶狠狠地吞了狗眼，吸了狗脑，嚼了狗舌，啃了狗腮。又说余占鳌的儿子即“我父亲”在墨水河里捕鱼捉蟹时，练就了一手降服蛇的本领。
能不能吃到肉，意味着够不够爷们。
吃肉意味着等级。
小说写，一年冬天，父子俩吃了一冬天的肥狗肉。看着煞是粗野，但生命力十足。
酒肉不分家。莫言《红高粱》里的主题，自然是酒：烧酒，能治百病的烧酒，蕴含土地精华的烧酒。小说里，酒坊的烧酒所以香得驰名四邻，是因为男主角朝酒里撒了泡尿。这个细节显然又会被文明社会目为粗鄙不雅，但在那个狂放的语境下，就显得理所当然。
“我爷爷”余占鳌，杀死敌寇后，将他们的尸身阉割，割下来的玩意塞在尸体嘴里，再将尸体抛进河水。旁白自注道：有朋友说此情节也见于略萨的笔下，且不雅。作者自答：祖宗之功过，皆不可泯。
我觉得《红高粱》的灵魂在此：
不忌粗鲁不雅，不忌感官冲击，尚血性，崇风土。
最后都体现在，酒和肉。
莫言另一个小说《四十一炮》，全篇用一个乡村孩子——罗小通——的口吻叙述，这孩子爱肉成狂，说话没边。
在他口里，父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父亲聪慧伶俐，游手好闲，颇有享乐主义精神。母亲勤恳扎实、节俭自苦，简直要把自己逼成苦行僧。
偏父亲又与村里的美人野骡子有一腿，终于一起跑掉了；野骡子美貌妖冶，而且做得一手好肉。所以罗小通自己与母亲在村里熬穷时，听着各色谣言：
——父亲带着野骡子在东北大森林里用白桦木建了一座小屋，松木劈柴在炉子里熊熊燃烧，煮狍子肉。
——父亲带着野骡子流窜到了内蒙古，蒙古包里火上吊着铁锅，锅里炖着肥羊肉，肉香扑鼻，他们一边吃肉一边喝着浓浓的奶茶。
——父亲与野骡子到了朝鲜，开了个饭馆，晚上煮上一锅肥狗肉，启开一瓶白酒，每人握着一条狗腿，两人握着两条狗腿，锅里还有两条狗腿，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等待着他们来吃……
这些谣言，出于村民之口，入于罗小通之耳，就极为合理：
毕竟饮食男女，这样变着花样吃肉，代表着人民最基本的欲望。相比于罗小通自己不肯放孩子吃肉的吝啬母亲，肉代表着极为现实的欲望，代表着生活的乐趣。
罗小通的母亲与野骡子自然也是两类人，连烹肉的方式也不同。罗小通的母亲是白水煮猪头，罗小通吃了呕吐不已。而野骡子则会在锅里添加茴香、生姜、葱白、蒜瓣、桂皮、豆蔻等等诸多调料，最后添加一勺朝鲜白醋。
用罗小通的说法，这样的肉才有灵魂可言。基本上，野骡子与曾经的父亲，算是莫言笔下理想姿态的化身：风流的、享乐的、感官的、狂欢的、肉欲的、自然的人类。他们能吃懂谁，刚正不阿又倔强，根植于土地，自由自在。
莫言真的很喜欢肉。《檀香刑》这个小说里，女主角孙眉娘，就是个卖狗肉的狗肉西施。风流大脚，性格热情，敢爱敢恨。她烹狗肉的秘诀是：
煮狗肉的时候，总是将一条猪腿偷偷地埋在狗肉里，等狗腿猪腿八角生姜栓皮花椒在锅里翻滚起来时，俺再悄悄地往锅里加一碗黄酒——这就是俺的全部诀窍。
——是不是与野骡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最有趣的是，《檀香刑》里还有位女性。当钱丁跑去告状时，一身寒冷，就去吃了碗朝天锅牛杂汤。那段描写，全书最细致的一段：卖牛杂汤的妇人递过碗来，掰了烧饼，放了一撮芫荽末儿、一勺椒盐；抄起长柄大勺，搅动着锅里的牛杂碎，牛心牛肝牛肠牛肚牛肺，一勺子牛杂碎倒进了知县眼前的大碗，然后紧跟着来了一勺子清汤，又加了半调羹胡椒粉，“多点胡椒驱驱风寒。”这一顿直吃得知县心酸肠热，全身出汗，感动不已。临了内心一总结：自己夫人是冰，孙眉娘是火，这位妇人是舒适温暖的被窝。
说回《红高粱》。
小说到后面，到了“我”这一代出场的时候，对比就来了：
“我”这个年代，看到的高粱，晦暗不清，模棱两可。
以往的高粱，如血海，顽强浩渺，丰富壮丽，辉煌灿烂。
在莫言的笔下，大概，往昔的血性、质朴、粗豪、奔放、真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生冷不忌华美灿烂的那一代人，才代表真正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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