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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死前,钱先死,然后军队死,最后替它收尸的,往往是它亲手养大、又亲手裁掉的生力军。

这条规律,明朝走过一遍,清朝又走了一遍。两朝的剧本,几乎是同一份换了人名。

一、三部曲的底层逻辑:钱是帝国的血液

一、三部曲的底层逻辑:钱是帝国的血液

一座帝国大厦的承重结构,其实只有三根柱子。

第一根是财政,收上来的钱要够花;第二根是军队,收不上来的时候有刀能逼;第三根是压制机构,能让最想造反的那批人,暂时不想造反。

三根柱子,塌一根,帝国摇;塌两根,帝国晃;塌第三根,帝国当场倒地。

更阴险的是,这三根柱子的崩塌是有顺序的,而且顺序几乎不乱。

经济先凋敝,因为分利集团永远先啃国库;凋敝之后战争必败,因为没钱养兵、没钱买装备;战争失败之后,那支被拖欠、被裁撤、被羞辱的生力军就会调转枪口。

帝国亡于账本,账本亡于人心——大明和大清,恰好是这个剧本的两个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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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末,一场从账本烧到煤山的连锁反应

二、明末,一场从账本烧到煤山的连锁反应

第一步,钱先死!

万历皇帝留给他孙子崇祯的,不是一个帝国,是一张空支票。万历四十七年,户部尚书毕自严上奏,翻遍库房也凑不出辽东军饷,思来想去,只剩一策,加派。御史郝晋说得咬牙切齿,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

于是三饷开征,万历四十六年辽饷九厘,全国加银五百二十万两;崇祯十年剿饷三百三十万两;崇祯十二年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三项加派合计逼近两千万两,相当于明初全国田赋总额的两倍还多。

问题是,钱没压到该压的人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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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在朝堂上说得轻巧,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之家,稍抑兼并耳。现实是,福王朱常洵一人圈地两万顷,晋王府年禄八十七万石,江南士绅占地几十万亩却分文不纳,而负担三饷的,是陕北、河南那些每亩收入一半要交税的农民。

于是陕西大旱的1637年,一道看似精明的政令成了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崇祯采纳刘懋的建议,裁撤全国百分之六十的驿站,每年为朝廷省下六十八万五千两白银,陕西一省就裁掉两万多名驿卒。

宁夏银川驿一名叫李自成的在编公务员,因丢失公文被列入裁员名单,失业后向本村艾举人借高利贷,利滚利还不上,被戴上大枷游街示众,差点打死在县衙前。

帝国为了省六十八万两,亲手把两万个会骑马、会射箭、会打仗的失业驿卒,推给了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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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军队跟着死!

明军不是不能打,浑河之战,七千川浙联军面对数万八旗兵,硬是打了三进三出;宁远之战,十一门红衣大炮把努尔哈赤打成一世英名扫地——问题不在兵,在钱。

万历末年,九边边军四十万,是帝国压箱底的精锐。萨尔浒一战折了四万五千多人,广宁、辽沈又赔进去十几万;到崇祯十三年,朝廷把最后的家底十三万人交给洪承畴,发动松锦决战。

皇太极围点打援,先断笔架山的粮道,明军粮尽突围,自相践踏,前后损失八万余人。

松锦败局中有一个被反复忽略的细节,皇太极命各军轮班围困,以三个月为周期,明军却连三个月的军饷都发不出,洪承畴的粮草只够支撑三日。

此时的清军火炮已经是百门对明军十几门,不是技术差距,是财政差距,明末精锐部队火器手比例高达百分之六十,却因为欠饷半年、粮草三日,硬生生把自己最锋利的刀折断在锦州城下。

清军有百门火炮?毛文龙被袁崇焕斩杀后,所部陆续降清,别说火炮,就是清军最大短板的水师都直接坐享其成般拥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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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生力军反手收尸!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襄阳建号新顺王时,麾下主力成分令人深思。

明末农民军的骨干,一半是失业驿卒,一半是欠饷哗变的边军,剩下的是被三饷逼到易子而食的饥民。李自成从商洛山十八骑突围到拥兵百万,只用了四年,靠的是一句童谣,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1644年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国库存银八万两,守城士兵连饭都吃不上,崇祯登景山敲钟,满朝文武无一人上朝。三日后,这位穿着打补丁龙袍的皇帝,手握三眼火铳,只带一群太监突围失败,自缢煤山。

崇祯不是死于李自成的刀下,是死于他自己那本加派的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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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末,从铁路到武昌的死亡螺旋

三、清末,从铁路到武昌的死亡螺旋

清末的财政,从账面看是中兴的。光绪三十一年收入八千万两,宣统三年飙到两亿九千七百万两,短短十年翻了三倍多。可惜这是一笔靠借债堆出来的数字。

甲午一战,赔款两亿两,赎辽费三千万两,朝廷向俄法德英四国借款三亿两才填上窟窿,每年还本付息一千五百万两;庚子国变,《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万两,平均每个中国人要摊二两多银子。

宣统三年的两亿九千万收入里,一大半要先拿去还洋人,剩下的填新军、办新政、养八旗,处处是窟窿,处处填不满。

日本人岩井茂树给这种体制起了个名字,叫原额主义,中央收入锁死,地方靠加派、捐输、厘金自己想办法,结果中央越来越穷,地方越来越散,帝国没死在没钱上,死在钱收不上来、也花不到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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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怎么办?只好也跟着死!

甲午之前,清廷拼命编练新军,全国计划三十六镇,湖北张之洞的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是最拔尖的两支,全军一万六千一百零四人,外国观察家评价可与最好的德国军队相比。

除了装备,重点还是人,新军招募明确要求秀才童生优先,士兵识字率百分之六十以上,思想活跃;军官大量出身武备学堂和留日士官生。

张之洞编的军歌还在唱立志要把君恩报,兵营里传的已经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文人在新军里读书,读到的不是忠君,是革命。

而朝廷对此毫无察觉,甚至在新军里搞起满汉之防,把最能打的汉人军官排挤出关键岗位。一支被朝廷寄予厚望、却又被朝廷处处提防的军队,注定不会为朝廷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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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爆点,就是四川一条没修完的铁路!

1911年5月9日,清廷宣布铁路干线国有;5月20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借英金六百万镑,把川汉、粤汉两条商办铁路连同路权一起抵押出去。

川汉铁路的股本两千多万两,一大半是四川农民按田亩摊派的租股,最可怜的是庄稼汉,一两粮就要出这项钱。

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立宪派蒲殿俊、罗纶喊的是文明争路,一切走法律。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请愿代表,在督院街向手无寸铁的请愿民众开枪,当场打死数十人,成都血案一夜传遍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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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急调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平乱。武汉三镇城防空虚,而留下来的那部分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的士兵,本身就是革命党。

文学社、共进会早就在这个营里渗透了百分之八十的支持者。10月9日,汉口俄租界孙武试制炸弹失手,起义名册被抄,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全城戒严大肆搜捕。

10月10日晚七时,熊秉坤在工程第八营打响第一枪,当晚占领楚望台军械库,次日拂晓攻陷湖广总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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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天之内,十四个省市相继宣布独立,那些平日里忠君爱国的立宪派士绅,一纸通电便与两百多年的爱新觉罗家割袍断义,江苏巡抚程德全让人挑落衙门顶上几片瓦,史称挑瓦革命。

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退位诏书颁布,大清亡,距离武昌那声枪响,不过四个月零两天——大清不是亡于革命党的枪,是亡于自己那纸铁路国有的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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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朝账本并排放,规律一目了然

四、两朝账本并排放,规律一目了然

三部曲即经济凋敝、战争失败、生力军成为造反的主角,两朝的剧本几乎一模一样,只在时长上略有不同。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是两部剧本背后,藏着同一条冷规律。

把明末和清末的故事剥开,会发现一个几乎刻在宿命里的结构。

帝国的经济凋敝,从来不是因为底层太懒,而是因为上层的分利集团太贪。明末的藩王宗室、清末的八旗亲贵,都把国家的血液抽干在还没上战场之前。

经济一凋敝,朝廷第一反应是加税,第二反应是裁撤,裁驿站、裁军饷、裁该给下面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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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两刀,恰恰砍在了两群最不该得罪的人身上。一群是会骑马射箭的失业驿卒,一群是识字懂兵的失意新军。这两群人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受过帝国的训练,掌握帝国的技能,却没有分享帝国的红利。

他们不是生来就要造反,是帝国先把造反的本事教会了他们,再把造反的理由塞给了他们。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分析明亡时说过一句冷酷的话,明朝的崩溃,不是缺乏财政收入,而是缺乏把财政集中用于国防的能力。放到清末,这句话同样成立,清廷不是没有两亿九千万两的年收入,而是没法让这钱花到该花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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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结语

帝国最深的讽刺在于,它用二十年时间教会一帮人怎么打仗,再用二十年时间让这帮人相信,跟着帝国没前途。

当经济凋敝把底层逼上梁山,当战争失败把军队逼到墙角,当制度性羞辱把那支最后的生力军逼到对面,第三部曲的开幕,就只剩时间问题。

崇祯敲景山的钟,没有人应;武昌城头的枪,十四省响应。两声呼喊相隔两百六十八年,听到的,都是同一种沉默。

王朝死前,账本先冷,刀锋再锈——最后收尸的,往往是它最舍不得发饷的那支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