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冬,湖南益阳资江,一支刚刚经历战事损耗的队伍,正在重新寻找能够改变战局的东西。对太平军而言,眼前最紧要的不是口号,也不是声势,而是船、粮食和能够上阵作战的人。

金田起义时,拜上帝会聚集了大批信众,但真正能够操持兵器、接受战阵约束的兵员并不算多。太平军从广西北上,经过永安、桂林、全州等地,虽有沿途吸纳,却在蓑衣渡一带遭受重大损失。尤其是水营受创,使这支队伍一度失去了继续向北推进的重要依托。

困局出现在湖南。

道光年间,湖南部分地区长期遭遇水旱灾害,地方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清朝基层治理本就困难,天地会、白莲教等民间力量又时有活动。太平军进入湘南后,宣传打破等级差别、反对贪官污吏,确实触动了不少贫苦民众。对许多人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政治主张,而是摆在眼前的生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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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在道州、江华、永州一带迅速得到补充,随后又在郴州吸纳大量人员。数字在不同记载中有所差异,但扩军规模相当可观,这是不争的事实。广西起兵时的单薄兵力,由此变成能够持续作战的队伍。

这批新兵并非个个都能立即投入战斗。有人负责运输,有人承担修筑工事,有人充当夫役和水手,还有人经过训练后才进入作战部队。可战争从来不只靠冲锋陷阵,粮道、船只、火药和民夫,样样都决定军队能走多远。

1852年秋,太平军围攻长沙,前后持续约八十多天。长沙城防坚固,清军守备力量也在不断增加,太平军最终未能攻克。撤围看似受挫,却没有使这支队伍瓦解,反而迫使洪秀全、杨秀清等人重新调整方向。

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从陆路经常德北进,另一条是恢复水军,进入洞庭湖,再沿长江向湖北推进。能不能找到船,直接关系到太平军是继续在湘西北周旋,还是进入更广阔的长江流域。

益阳成为关键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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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在资江一带获得船只,并吸收船工、水手,水营逐步恢复。随后进入岳州,又取得更多船只和军需物资。岳州是湘北重镇,清军在当地储存的粮食、军械,对刚刚经历长期作战的太平军来说,价值远超一座普通城池。

有意思的是,扩军与补给在这里同时完成。新加入的人员,使太平军兵力明显增加;缴获的粮食和武器,又让这些人员具备了继续行动的条件。队伍由此获得了沿江作战所需的基本底气。

1853年1月,太平军进攻武昌。武昌是湖北省城,城内有清军守备,外加从湖南赶来增援的部队,兵力超过此前长沙城中的守军。清军拆毁城外民房,调兵入城,试图压缩太平军的进攻空间。

太平军没有单纯依靠正面冲击,而是使用土营掘地,在文昌门附近实施爆破。城墙被炸开缺口后,林凤祥、李开芳等率部攻入城内,罗大纲也参与了关键战斗。1853年1月12日,武昌失守,巡抚常大淳自尽,双福、常禄、王锦绣等清军将领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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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的意义,不只是夺取一座省城。武汉三镇地处长江中游,连接湖南、江西、安徽和江汉平原,既是交通枢纽,也是粮运和军需集散地。太平军占据这里,便拥有了继续顺江东下的跳板。

占城之后,太平军又在武汉三镇扩充队伍。杨秀清曾要求,对不愿加入者不得强迫,但实际执行中并不完全如此。太平天国实行男女分营,人员编制、居住和行动都受到严格约束,许多被编入营中的居民难以适应,逃亡现象随即出现。

这说明,扩军可以迅速改变兵力数字,却未必能马上形成稳定战斗力。新兵需要训练,民众需要组织,军队更要解决粮食和纪律问题。太平军在武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也同时背上了管理庞大人口的沉重负担。

不过,两湖扩军带来的战略变化已经无法逆转。湖南提供了持续补充,湖北提供了江汉通道和水陆条件,太平军终于摆脱了偏处广西的局面。离开武昌东下时,队伍规模已远非金田起义之初可比,其中能够直接作战的兵员也达到较大数量。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并将其改名为天京。若没有湖南的兵源补充、益阳的水营重建、岳州的物资积累以及武昌的战略支撑,这次东进很难形成如此迅猛的声势。太平军真正完成由地方起事力量向全国性军事集团的转变,关键并不只在广西起兵,而在两湖连续不断的扩军与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