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冬，北京城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鹿钟麟率部进入紫禁城，清逊帝溥仪随后被迫离开。这个细节，常被视作西北军崛起的标志之一。此后，冯玉祥麾下人才辈出，军中逐渐形成“老五虎将”和“新五虎将”的说法。
这里的“西北军”，并不是一开始就拥有固定番号的中央军，而是冯玉祥长期经营、扩充起来的军事集团。它的根基来自旧式军队，后来吸收地方武装和新式训练方法，势力一度遍及河南、陕西、甘肃、察哈尔等地。
“老五虎将”主要指早期追随冯玉祥、参与西北军创建和扩张的五名核心将领，分别是张之江、鹿钟麟、宋哲元、刘郁芬和李鸣钟。五人经历不同，所长也不一样，却共同撑起了西北军早期的骨架。
张之江是河北盐山人，早年习武，后来成为冯玉祥身边的重要人物。西北军经费紧张，武器补给不足，张之江便重视军队操练，尤其强调近距离格斗和刺杀训练。西北军士兵常佩大刀，并非单纯为了摆样子，而与当时的装备条件密切相关。
冯玉祥出国期间，张之江曾主持军务，足见其地位。他不只是武人，也参与军队教育和制度建设。西北军后来重视训练、讲究军容，与张之江等人的推动分不开。
鹿钟麟善于谋划，在西北军内部有“鹿小鬼”的称呼。1924年北京政变后，正是他率部接管紫禁城，并负责处理溥仪出宫事宜。这场行动改变了清室在北京的特殊处境，也让鹿钟麟在近代政治军事史上留下了极鲜明的一笔。
宋哲元是西北军中少有的统军型人物。军阀混战时期，他多次率部作战，后来成为第二十九军的重要领袖。1933年长城抗战中，第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等地抵抗日军；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宋哲元又处在华北抗战的关键位置。
刘郁芬长期担任军队教官、参谋长和地方军政要职，在西北军中很有威望。他熟悉军队训练和行政事务，属于能够把部队日常运转起来的人物。遗憾的是，抗战时期他投向日伪方面，个人经历因此留下难以回避的污点。
李鸣钟较早结识冯玉祥，参加过滦州起义，后来在西北军中负责军政事务。他识人用人颇有眼光，韩复渠、吉鸿昌等人都曾得到他的提携。西北军后来涌现出一批中坚将领，与李鸣钟早期的培养不无关系。
“新五虎将”则是冯玉祥势力扩大后，从年轻将领中脱颖而出的五人，通常指韩复渠、孙良诚、石友三、孙连仲和刘汝明。与老五虎将相比，他们更多是在军阀混战和北伐前后迅速成名。
韩复渠是河北霸州人，早年投身军旅，凭借作战勇猛、升迁迅速而受到注意。北伐时期，他率部向华北推进，后来成为山东地方实力派。中原大战期间，韩复渠转而拥护蒋介石，之后长期控制山东军政事务，形成很强的地方势力。
孙良诚是天津静海人，作战悍勇，曾被视作西北军中的强硬派将领。他在多次内战中表现突出，却没有守住民族立场。抗战时期，孙良诚参加日伪方面，其早年的战场声望也因此被后来的选择所遮蔽。
石友三出身吉林九台，军事行动果断，部队战斗力并不弱，但政治立场屡次变化，先后与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等方面发生联系，因此被称为“倒戈将军”。1940年，他被孙殿英诱杀，反复转换阵营的一生就此结束。
孙连仲是河北雄县人，属于西北军将领中战功较为稳定的一位。抗战期间，他参加台儿庄战役等重要作战，指挥部队与日军苦战，因作风坚硬、临阵不退，被军中称作“孙钢头”。他的经历，是西北军将领中较具代表性的抗战道路。
刘汝明是河北献县人，早年在西北军中逐步升迁，凭借战功成为重要将领。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参加华北及其他战场的作战，长期担任部队指挥职务。相比一些同僚，他在民族战争中的表现更为完整，也因此得到国民政府方面的重视。
这十个人并非西北军正式编制中的固定称号，而是后人根据资历、战功和影响力作出的概括。老五虎将代表西北军的创建一代，新五虎将则见证了这支军队由壮大、分裂到各奔东西的过程。有人守住了战场名节，有人败在政治选择，正是这段复杂历史最耐人寻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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