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萧振瀛来说，跟着宋哲元在华北那段日子，恐怕是人生中最风光的时候了。然而最风光的时候，往往就是最悲凉的时候。当年的兄友弟恭和后来的转身离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曾经被宋哲元秘书杨兆庚称作二当家的男人，到头来辛苦一场，还是留下了一声叹息和满目疮痍。
人心难测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句话对应的另外一句话就是伴君如伴虎。他宋哲元虽然算不上是个君，但作为带头大哥，这种帝王心思已经出现了萌芽。而这种心思正是后来日本人用来离间他和萧振瀛之间的关键所在。
宋哲元从山西一隅的残兵败将，到坐拥冀察平津的“华北王”，萧振瀛跑南京、见何应钦、疏通张学良，功劳簿上他是居功至伟的。
在一开始的时候，宋哲元待萧振瀛也确实不薄，让他当了察哈尔省主席，又让他做了天津市长。
可问题就出在这里，萧振瀛在军中的根基扎得太深了。
秦德纯后来回忆道：“萧在军中，手面也很大，跟将领们拜把子，拉关系，因此宋颇不满。一般带兵将领就怕自己的队伍被别人拉走。”
想当年，宋哲元麾下一众骁将，譬如张自忠等人，在中原大战结束之时，实力是要比宋哲元还要强的。正是靠着萧振瀛的脸面和三寸不烂之舌，硬生生让人一群老西北军重新投身于宋哲元的麾下。
萧振瀛的本事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这种本事在华北无战事之后，便会成为一种让宋哲元或者是其他任何一个军阀寝食难安的东西。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萧振瀛可能本身并无挟权而重的心思，但是你拥有这种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罪过了。
宋哲元带领的二十九军在华北发展得风生水起，蒸蒸日上，俨然成为了割据华北一地的新一代军阀。一时间，宋哲元与韩复榘等人炙手可热。
宋哲元这边动了当军阀的心思。然而萧振瀛是一个非常头脑清醒的人，他非常清楚认识到，凭宋哲元和手下的这个二十九军，根本不可能在华北自成一派。要面对日本人，还是要走拥蒋抗日的路线。
萧振瀛非常清楚，宋哲元首先不可能当国贼叛徒，这样一来，那他就能走的路就很少了。
论起本事，宋哲元比张作霖是比不过的，那么张大帅到头来还不是在皇姑屯殒命？那他宋哲元又有几斤几两的本事呢？
人言可畏
实际上，萧振瀛已经为宋哲元把基础打得很好了。在萧振瀛的奔走联络之下，二十九军在南京有很强的人脉关系。何应钦、孔祥熙等人对二十九军和这群老西北军将领的观感都不差。
但是宋哲元身边围着一圈人，常小川、郑道儒这些人天天在耳边吹风，说什么“宁为赵匡胤，勿为曾国藩”，劝他挟日本以自重，再图大举。
这些人实际上心中秉持着就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的心思，一旦他宋哲元割据一方，那么他们这些献言献策的人岂不是水涨船高？万一真跟当年的赵匡胤一样，黄桥兵变，那么他们岂不是都是从龙之臣？
宋哲元这个人，简单来说就是有雄略而无大才。所以他的态度在周围人的影响下，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据萧振瀛本人回忆，宋哲元一度对他说“决定讨蒋”，理由是日本答允只供武器钱款、不派顾问，韩复榘和两广那边也都说好了。萧振瀛听了之后极力劝阻，因为他看得很清楚，这条路走下去就是万劫不复。
此时，日军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直接向宋哲元施压，要求萧振瀛去职。
日本人已经看清了，萧振瀛坚持“不说硬话，不做软事”那一套，表面上跟日方客客气气，实际上处处敷衍推脱，这种人在华北一天，他们的分化工作就难做一天。
1936年，天津发生学生运动，萧振瀛以市长身份出面和学生谈判，日方极为不满，强力逼迫他辞职，还提名了亲日派的齐燮元来接替他。
宋哲元当然不能接受齐燮元，于是向南京举荐了张自忠。
风萧萧兮易水寒，萧振瀛就这样离开了天津市长的位子。
萧振瀛下野之后暂住北平香山，日本特务很快打探到“萧氏下野后，还在左右着宋哲元的行动，还在决定着二十九军的军务”，于是指使石友三去搬弄是非，不成之后干脆决定暗杀。
冯治安从何应钦那里得知消息，急忙让何基沣组织了一支“香山卫队营”去保护萧振瀛，萧这才捡回一条命。
古人云，“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
萧振瀛认识到宋哲元这边自己已经基本上说不上话了，他已经被身边的一群长舌小人所包围，而日本人将自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再待下去，性命也保不住了，于是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1936年8月，萧振瀛以“经济考察专使”的名义登上了去欧美的船。名义上是公干，实际上这也是留下的最后一点面子了。
宋哲元没有强留他，至少没有留得住。
据说，当初蒋介石派熊斌到华北，明确告诉宋哲元“蒋重宋、信秦而恶萧”，宋若保萧，南京那边必不发表。萧振瀛知道后勃然大怒，拂袖要走，宋哲元哭着挽留。
哭归哭，人最终还是走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