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勤王师三日无粮，巡抚人头落地，溃散回乡的兵成了火药桶|勤王师|山西|巡抚|蓟州|袁崇焕|魏忠贤

崇祯二年，后金入塞，京师戒严，山西巡抚耿如杞率总兵张鸿功以劲卒五千赴援北京。

张鸿功的这5000人千里迢迢赶到北京近郊，饭都没有吃一顿，朝廷兵部的命令下来了，让他们驻防通州。不熟悉北京地形的人可能不太清楚，古代要想进北京只能从南北分别进入，东西方向是没有道路的，全部都是大山和海洋。从山西到北京，只能走居庸关，从西北方向入京。通州是在北京的东方。等于说，这5000山西兵抵达北京之后，饭没吃一顿，水没喝一口，直接就被赶到东边的通州去驻防，又要多走好几十里地。

明朝的军令原则是，兵到之第二天，驻防地定下来，而后再给军饷。山西兵到了通州，待了一晚上，第二天认为可以领饷了，结果兵部又把他们调往昌平，因为这是行军状态，没有驻防地，是可以不用发饷的，可以省下一天的粮，等到了昌平再发饷。

昌平是在北京的北侧，这帮山西兵又走回头，又从东边绕到北边。到了昌平歇了一晚，认为第二天应该可以发饷了，但是又没有。这群已经饿了两天的兵，睡了两天的冰冷的泥地，在饥饿中迎来了昌平的清晨，但是他们惊讶的得知，兵部又发来命令，调他们前往良乡。良乡在哪里？在北京的西南方，即使现在我们开车从昌平往良乡走，以100公里的速度，都得要一个多小时不堵车才行。

这群山西饿兵，简直是拄着拐杖，又被赶到了良乡。他们是人，不是野生动物，他们还是军人，不是普通老百姓。这种残酷的压榨与极致的饥饿，导致他们再也忍受不住了。5000山西兵集体哗变，疯狂的劫掠了周围的村庄和民居。

最后的结果是，这批兵根本就没有接触到后金兵就溃散了。耿如杞也以管教不严，没有带好军队的罪名，被崇祯下令逮捕下狱了，第二年被判决在北京西市直接斩首。

为什么兵部非要把山西兵先调通州，明日又调昌平，后日又调良乡？这三个地方离得不是一般地远，兵部脑子有病吗？按兵部的调令（明档472号），对宣府、大同、山西三个总兵是同时发出勤王令的，宣府总兵是侯世禄，大同总兵是满桂，这两人在十一月十二日之前就到了蓟镇。

按兵部的意思，满桂、侯世禄、尤世威全都是调到蓟州防御的，结果袁崇焕说辽兵足够守蓟州，让侯世禄十一日去通州防御。那么，既然有了侯世禄守通州，张鸿功就不用再去了，所以兵部临时决定把山西兵改调昌平。

到了十二日晚上，袁崇焕决定把刘策派回密云，把尤世威派回昌平，把满桂派回北京。这样一来，昌平也有人守了，张鸿功又不用去了，所以兵部又临时决定把他转派良乡，同时决定把满桂派到顺义。就在这天，后金“潜越蓟州”，大大打乱了明军的部属，整个北方一片混乱。袁崇焕不敢迎敌，绕着圈子向南跑到河西务去“绕出敌前”，满桂和侯世禄莫名其妙地同时跑到顺义，不久又接到兵部指示去北京防守，而同时又遇到后金一支分部的突击，一片溃乱。张鸿功部三日三调，终于演化成沿途抢掠，最终溃散良乡。

耿如杞为什么死得这么惨？崇祯为什么这么决绝，非要杀掉他？这也与他二人的渊源有关。

耿如杞是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字楚材，馆陶籍，少年时代在山东聊城一带读书，外号“耿书篓子”。他先干户部主事，天启初年以才干历职方郎中，军书旁午，日应数十事，出为陕西参议，迁遵化兵备副使。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先从财政部基层干起，后被调到军委作战局管文书调度，辽东那边军报像微信群消息一样刷屏，他一天处理几十件还不乱。这种履历不算花哨，但很熬人，既要懂文书，又要懂边兵，还得在地方和监司之间来回背锅。

后，耿如杞官拜蓟州兵备道期间，撞上一件事。巡抚刘诏在喜峰行署挂魏忠贤画像，率文武将吏五拜三稽首，呼九千岁。喜峰口一带是蓟镇要地，行署挂像，本质是把宦官当活皇帝供。刘诏让耿如杞一起拜，耿如杞进屋看见画像戴冕旒，只半揖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