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但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是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①

我认为鲁迅先生这种说法是非常透彻,而且是正确的。

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以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也可以说是稗乘杂家。这种体裁,在我国出现的较早,已见于《汉书·艺文志》。它说:“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又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

《隋书·经籍志》,除了史部杂史以外,还把子部杂家和小说家分为两类。但是到宋代以后的史书,把许多野史杂记也归入小说家类,把记述见闻的小说家统归于子部杂家类的杂记中,分得是很不恰当的。

像《山海经》、《穆天子传》以及汉代应劭《风俗通》都可以说是属于这一类的书籍。这类书籍可以说是肇始于秦汉,盛于唐代,到了宋朝几乎是每一个作家都写一本笔记。解放后北京图书馆所编《善本书目》,把集部的章回小说和话本传奇另立小说一类,至于野史杂记。

在唐宋时代一般学人还不那末卑视野史轶闻。宋左圭编《百川学海》,元陶宗仪编《说郛》中,罗列了数以千百计的名目,容纳了丰富的资料。

在唐宋著名的笔记,如唐王定保《摭言》、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等书记述了唐代长安繁盛的情况;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描绘了汴京、临安杭州变迁的事迹,于繁华闹热之中,含蓄着宋室兴亡无限凄凉的感慨。

又如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毕升开始用活字板印书,方勺《泊宅编》记载宋代方腊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及宋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在文化艺术上已有高度的发展。

我感觉到一部《二十四史》虽然不能说全部都是谎话,但是官修的“正史”,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除了记载朝章制度,帝王将相,政治的沿革,官吏的升沉而外,其记社会经济情况,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和生产出来财富的事迹,社会风俗的情状,那就微乎其微。

当然前四史和魏晋南北朝的史书,容或记载朝野的遗闻,农民的暴动,畴士异人科技学家的事迹,但是到宋代以后的史书,已失去修史的真相,动涉忌讳,或避而不谈。

如清修《明史》号称体例谨严,可是把清兵南侵,明朝在江南所建立的南明政权,弘光、隆武、永历等三朝史事附于明崇祯帝本纪之后,减削了人民群众抗清的英勇的伟绩。

又民国初年所编修的《清史稿》,这是民国以来政府中所编修的清史,而著者反以前清遗老的口吻,歌颂清朝的德政。尤其对清嘉庆年间川陕楚三省的白莲教起义及太平天国的建立,记载不详,甚至加以诬蔑,对于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等备加称赞,而于镇压太平天国的事实,在其本传中于其官阶履历、饰终典礼记述特详。

所以在明清时代的官修“正史”中,不但农民起义的事迹难以窥见全貌,就是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经济基础以及科学技术的发明,于“正史”记载中也看不清楚。因之要明晓明清两朝的社会状况,人物的辈出,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伟绩,只有依赖于野史笔记中所记载的事实,从其中去伪存真,披沙捡金了。

元明以来的官修正史,仍取材于朝野遗闻。如元修《金史》就根据金刘祁《归潜志》作为蓝本;明洪武时,宋濂等修《元史》,依据元朝史馆中所藏的奏疏传记文件资料,时间虽然仓促,为时仅七个月,但仍不失为信今传后的书籍。

就是宋代正统派的史学家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时,为了考核事实,网罗遗闻,仍取材于南唐尉迟偓著《中朝故事》,刘崇远《金华子》等书。以上所举,说明了野史笔记足以扩充历史的内容,增补官修正史的不足,从而上溯到了辽金元的史书。

但是一提到明代的野史杂记,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评述起来还有褒有贬,对唐宋的杂家稗史,多所污蔑,则自任其私,得出的结论是明代说部之书是毫无足取的。还说:“明世习于作伪,动辄牵佛书,伤于芜杂,多涉疏鲜。”又说:“焦竑亦喜考证,而习与李贽游,就说是‘明人咨纵之习’。”

由这些论断,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贬低明朝学风的企图,是为着提高清朝统治者的地位,维护其封建统治的秩序,也有种种原因的。

第一是从学术思想这方面来谈,清朝统治者认为明代的学术思想是以李贽、何心隐等菲薄孔孟之道这样的愚妄,就如江右王学王艮、颜山农这一派的浅陋。因之就拿清代考据学家的尺度来衡量明代的学风。可是拿明代学术思想的放达和记载朝野逸事的丰富的角度上来衡量清代考据学家的末流,就不关痛痒的繁琐考证,羌无故实,近于放诞。

第二,清朝统治者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明代的野史笔记所记载的事实,有涉及北方边疆少数民族的事迹,有碍于清朝政府的体面,动涉清朝政府的忌讳,必须把这些书籍严加禁止,全部烧掉了它,加以修改或者是抽毁。偶不小心,作诗写文章,心触动清朝的忌讳就大兴文字狱。当时人士再也不敢谈清朝发迹之事和清朝的满族贵族的入侵,互相戒告“莫谈国事”,有心人士把有些禁忌之书复壁而深藏起来,久之就要湮没而不传。当时清朝统治下的人民,从此人们之心栗栗畏惧。

第三,并不是不要野史笔记,而是要为清朝统治服务,为清朝统治粉饰,使人民群众俯首贴耳牢牢服从其统治之下而不敢起来异动。所以在清初王士祯诸家笔记当中,只有“今夕可谈风月”,作为文人茶余酒后谈助之资,不谈政治了。

自鸦片战争前后,清朝政治日趋于腐败,外患频仍,人民涂炭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的学人如钱仪吉等编有《碑传集》和具有进步思想的史学家魏源等著有《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太平天国军兴,留心时事的人士更加闻风竞起,野史笔记之书又形繁盛起来。人民前进的思想是不可遏止的,因当时社会的环境,时代的推移。

总之,自元末明清以来,野史笔记,如风起云涌,波澜起伏,有时静止,有时繁荣,如回旋式的向前发展迈进,大概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是元末明初。朱元璋篡夺了红巾农民军的果实建立了明朝政权,统一了中国。据当时的事迹,当时的记载如林,这可以说是明清野史笔记写作的初期。

第二是弘治、宣德以后,时局较稳定,记述不多,这是明清野史笔记缓和时期。

第三是正德、嘉靖以来,社会经济比较繁荣,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和复杂,这是明清野史笔记极为兴盛的时期。

第四是明末清初,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农民军的兴起,摧毁了明王朝的腐朽政权,爱国人士慷慨激昂的情绪,有力的打击了清朝满洲贵族的入侵,写成激昂的作品,这可以说是“天崩地解”的时期。百家争鸣学术思想极为发达,但是抵触了清朝的忌讳,清朝统治者为了粉饰太平,乃成为吟风弄月,茶余酒后,消闲解闷之书,有些作家仍沿袭着明末的余习,写的是奄奄毫无生气的,这可以说是由盛到衰的时期。

第五是清初顺治、康熙的时代,使臣僚们写歌功颂德的作品,以王士祯为首所写的笔记,这可以说是潜伏而到衰微的时期。

第六是自清雍正、乾隆以来,严于文字狱之禁,文人学士慑于清朝钳制人民的思想,乃流入于考据学之一途,再也不敢谈政治和时事。

第七是自鸦片战争以后,爆发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于是记载时事的野史稗乘,如波涛怒起,春笋丛生,有心人士,触景生情,记载时事的随笔日记。这可以说是衰微而到极盛时期。

从上面所叙述和分析的明清时代野史笔记,可以说是一个弧形的发展。全祖望说:“明末野史,不下千家。”可是明代的野史笔记,种类尤为繁多,就是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目》中的书籍,现在已经不容易见到。

至于清鸦片战争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等时期的随笔日记种类究竟有多少,至今还摸不清底细。近百年来的外患频仍,终于发生了辛亥旧民主主义革命,章炳麟、李根源、柳亚子诸人提倡民族气节,章炳麟在日本东京刊印了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张煌言《张苍水集》等书,提倡民族气节。

自人民国以及解放以来,爱国人士所写的野史杂记,种类是繁多的,早已有人为之搜辑整理,为研究我国近百年来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国际关系,中外交通提供大量的资料。

研究明清史已提到历史科学研究的日程上来,可是这项课题,必须拥有《实录》、档册、文件、契约、地方志书,尤其是明清时代的野史笔记等类的典册。自解放以来,各省市图书馆里蕴藏着这些大量的资料,正待于整理,加以说明和探讨。在历史科学的研究上还是一个空白点。我们可以说,明清时代是封建社会的后期,分别叙述于下。

当蒙古贵族入侵中原,建立了元朝政府,把全国的人民分为四等,就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待遇是极端不平等的。其阶级的压迫和经济的敲榨和剥削,是非常惨酷的。

尤其是对于江南财富之区,视南方如奴隶,所谓“贫极江南,富夸塞北”,“色目北人来江南者,身贵族,横征暴敛的非常严酷,而犹辱骂南方,不绝口,自以为右贫可富,无可有。”

但是久而久之,元朝政权日形腐败,荒淫无耻,贿赂公行,所谓“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江南大地主阶级,剥削老百姓,兼并了大量的土地,养尊处优,过着骄奢淫逸,尽情享乐的生活,便与元朝的官吏勾结起来,统治的实力不能远达到江南来。

不久元末红巾农民军的兴起,抗拒元兵,席卷中原,南及湖广江淮。朱元璋以滁阳郭子兴的末将,“淮右的布衣”,皇觉寺的小沙弥,袭取了红巾军的权势,率师北伐,所谓“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声势非常浩大,摧毁了元朝政府,在南京建立了朱明王朝。

那时在南京建立政权的有朱元璋,在苏杭的有张士诚,在武汉的有陈友谅。他们将来的身世,又如何安排处理呢,到底是“事秦乎事楚乎”,要早做打算。当时青田刘基就有“鸡鸣风雨潇潇,侧身天地无刘表”的词句,以发挥足智多谋的思想。

在这些地主阶级文人学士中,少仕有,他们比较年轻,如刘基、宋濂、吴莱等的后一代,宋克、孙作、宋克等。至于杨维祯,当时称杨铁崖的书法“点画狼籍,有乱世气”,他们无不摩拳擦掌,各抒自己胸中韬略。

若刘基、宋濂等以归于朱元璋而得到成功,陶宗仪、杨维祯以依附于张士诚而终归于失败,说明了知识分子是一个依附于人的阶级。

如当时著名的文人学士,顾阿英、杨铁崖维祯、倪云林瓒、陶南村宗仪,如大祸将至,栗栗自危。他们只有故作镇静,形若无事,只有放浪形骸,以饮酒赋诗,范山模水绘为图画,陶情丝竹,聊以自遣,超然旷达的风姿,以玩世不恭的态度,而暗中遣散其家财,以期于避祸。

在江南的富户豪势,无不栗栗自危。在民族意识上,他们应当同情于洪武政权的建立,打击地主豪绅的气焰,可是在拯救贫苦大众于水火之中,他们的心情是矛盾的,垂头丧气,若有所失。

刘基著有《郁离子》,宋濂著有《龙门子》,孙作著有《东家子》,叶子奇著有《草木子》,倪瓒叫“云林子”,陶宗仪所著的叫《辍耕录》。叶子奇《草木子》,权衡《庚申外史》等书,于无限感慨中暴露了元末红巾农民军起义的事迹,元朝的虐政以及明洪武时镇压地主阶级的情况。

便出现了如《龙兴慈记》,《剪胜遗闻》,《平胡录》,《平汉录》,《平北录》等书,记载明朝的兴起和开国规模的。可是朱棣以“靖难”的名义,夺取了政权,迁都北京之后,于是他的属僚金幼孜等便著有《北征录》。

其他记永乐以迄弘治、宣德以来的政治事件的,则有王琼《双溪杂记》,宋端《立斋闲记》,《永乐圣政记》等书,书中的内容,虽然记述明初的政治,但明永乐间唐赛儿的起义亦可于其中见之。则可以说是明清两代写作野史笔记的初期。

二、由洪武而到宣德

经过六七十年来的休养生息,由于农民群众和从元代官营手工业解放出来的手工业者,辛勤劳动,发展农工事业,恢复了生产。尤其是宣德帝朱瞻基,为人宽恕,长于文学,又擅长于绘事,对于明代的文学艺术和文化事业上起了推动的作用。

到正统以后南北两京和江浙苏杭等地工商业逐步繁荣起来。像王鏊著《震泽长语》、王琦《寓圃杂记》,详细记载了明初都市中的荒凉。尹直《蹇斋琐缀录》,黄瑜《双槐岁钞》,记载明成化以前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及农民起义的事迹。

除此而外,尚有陆容《菽园杂记》,陆深《俨山堂外集》以及叶盛《水东日记》等。记载这个时代的书籍,并不很多,也许是时局较为稳定,没有多大的动荡的关系吧。这可以说是明代写野史笔记的中期。

三、自明嘉靖以来

江南的手工业、商业逐渐发展,由于用银作为货币的缘故,各地采矿等业也较为发达,社会上顿呈一片繁荣的景象。那时在江西安徽等地叫做上江,苏杭徽州一带叫下江,南北二京,还有山东闽粤各地方的人士都荟萃到南京,其次是苏州,南京为人文荟萃之地。那些文人学士以文会友,结社之盛,首推金陵,交易往还,因之人才辈出。

当时文坛的领袖史学的名家首推太仓王世贞和其胞弟王世懋,领导文坛,抑扬风雅,垂三四十年,尤留心于当时有明一代的历史。世贞做到南京刑部尚书,他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别集》等书,博极群书,识广多闻,喜谈明代的典章制度,朝野遗闻,以及地方风俗,书林掌故。

同时还有兰溪胡应麟,著有《少室山房类稿》、《少室山房笔丛》等书,以名翰林主考顺天乡试,归田以后,放浪形骸以著述终老。据《明史》本传,“自经史至于稗官杂说,无不淹贯”,尤熟于明代的人物和当时人的著述。

继之而起的,到万历初年,则有江宁焦竑,他博极群书,他著有《国朝经籍志》,《献征录》,为人心胸廓达,能容纳众说,记述艺林掌故,赖之以传。他就投老穷荒,在云南。

四川新都杨慎以谏“大礼仪”谪戍到云南永昌安宁,考证事实,著有《丹铅总录》,《升庵内外集》等书,极为赅博,实开有清考据学风。他所著的《升庵外集》是由焦竑为之编次印行的。

还有儒家的异端,前有苏州祝允明著有《罪知录》,说“汤武非圣人”,“非圣无法”,言人所不敢言。②后有温陵李贽、何心隐等,他们批判了宋明以来理学家维护孔孟道统的见解,敢于打击旧礼教,别立新说,颇有朴素唯物论的思想及反封建的意识。明清以来御用文人骂他们为“刻而决僻而肆者”。焦竑独具卓见,能为表扬其学说,刊印其书,流传于世,是难能而可贵的。

由于王、胡、焦三家的提倡,当时的人士闻风竞起,著述林立。像南京的顾起元著有《客座赘语》,华亭何良俊著有《四友斋丛说》、《何氏语林》,湖州朱国祯著有《涌幢小品》,福州谢肇淛著有《五杂俎》,秀水沈德符著有《万历野获编》。而尤以谢肇淛《五杂俎》和沈德符《野获编》,记述明嘉靖、万历以来社会风俗,经济状况以及典章制度,最为详实,为研究明史不可缺少之书。以上说的是明朝士大夫知名人士所著的书籍。

还有乡曲中的穷秀才不得志的人士,如松江范濂所著《云间据目抄》,他不但记载了明嘉万以来,松江的风俗物产,工商业生产的经济状况,还揭露了江南的土地豪绅霸占小民的土地,放高利贷,强奸良家妇女种种的劣迹。当时的人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为了要明瞭明代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值得推荐的一部书,借此也说明了明代的学术思想,在我国史学史上占重要的地位,虽经清代御用文人的贬低他们著书的价值,但是原书俱在,事实昭彰,要抹煞也是抹煞不掉的。

同时在嘉靖、隆庆的时期,大都市内工商业经济也很发达,刻书业极为发达。据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所载为北京、南京、苏、杭、成都等五个大都市。这时徽州的商业正在发达,徽州的商人,也从事于刻书事业,就请苏州的寒士们为之编印书籍,总的说来是为着谋利。

所以叶盛《水东日记》上说:“今书坊一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也说:“苏州人惯于作小说而成书故也,而事多不实。”这种说法是因为书中触犯了地主绅士的忌讳。

大江南北都市内,市面上也很繁荣,除了供应士大夫所欣赏珍贵的文献而外,还要供应适合于商人小市民需要的读物,市民文学的读物,就应运而生了。徽州商人所刻的书籍,其目的是为了商业上的宣传,以便于到各处经商的应用。

如《士商必要商程一览》、《水陆路程宝货辨疑》、《五刻徽郡释义经书士民便用通考杂字》等书。借着经商而宣传明朝政治法令和编刻普及教育的书籍,则有熊鸣岐《昭代王章》,王世茂《仕学悬镜》等书。其提倡普及教育的则有《史学提要》,《古今舆图指掌》,《书言故事》,以及科技常识《鲁般经》等书。

还有为儿童启蒙教育的,则《千字文》,《百家姓》,《名贤集》等书,颇多迷信的色彩和不正确的地方,如果去其糟粕而存其精华,在封建社会内,为了普及教育起见,还是起一定作用的。

小说戏曲上所镌刻的版画,尤为精美,可以形成了市民文学,如《三言二拍》,《西厢记》,挂枝儿、打枣竿、湖二话》,《浮白斋丛刻六种》所记的都是些小说、戏曲,做为茶余酒后,消闲解闷的资料,可以说是明代版画的总结。鲁迅先生说它,流传于世间的,究竟有多少,还没有准确的数目,正待于搜访和发掘。这可以说是明朝野史笔记最盛时期。

四、明朝末年

由于明朝政府的腐败,峻削人民,终于爆发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明王朝腐朽的政权。有压迫就有反抗,发生了轰轰烈烈的运动,有力地打击了满洲贵族的入侵,演成了可泣可歌英勇悲壮的事迹,所谓“天崩地解”的时期。

当时爱国人士,有志之士,就其亲历的情况,各抒其所见,发表其学术思想,形成为百家争鸣,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诸家,在学术史上放一异彩。就是到清兵入关,平定中原以后,有心人士目睹清兵南下,江南杀戮状况,还把它记载下来,写下了数以千计的野史,如无名氏所写的《研堂见闻杂记》,计六奇《明季南北略》,董含《三冈识略》,叶梦珠《阅世编》等书,可以说是人民的心声。这可以说是明代野史的后期。

五、自清康熙二十二年收复了台湾,统一了中国

本来是清因明制,以便符合于民情,而易于统治。但是当它既得到政权,君临天下“大清一统”,以便维护其封建政权的统治者的权威,而崇高其地位。于是它就不得不贬低明朝在历史上的地位,暗示其臣僚们要歌功颂德而为清朝粉饰其太平。

然在明末清初,大江南北投降于清朝的地主阶级士大夫之流,承担这个任务,就适合于作这一类的事情。

于是像王士祯、汪琬、周亮工这一辈的人。王士祯是山东新城县的官僚世家,少有才名,一直做到刑部尚书,号渔洋山人,是诗坛的领袖,极为当时人士所崇拜。他最喜欢写小说笔记,他著有《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居易录》等,合刻为《渔洋三十六种》。

所记载的都是明清时代名人逸事,畴士列女的事迹和“登山临水,游目骋怀之作”,描绘了清朝一片承平气象。可是按他写作的社会背景大约是在清顺治到康熙二、三十年间,台湾尚在收复之时,但是在他笔记里也偶尔透露了清兵入关烧杀掳掠的情况,如记载了满洲八旗贵族把掳掠来的人口,用口袋装着到市上出卖的故事。蒲松龄《聊斋志异》要比他高明的多了。

其次是周亮工所著的《书影》、《印人传》、《画人传》以及《闽小纪》等书。周亮工投降清朝以后,曾因为有招权纳贿的罪名,屡次入狱,几至论斩,没有王士祯的遭遇那样的顺利。所以在他笔记里面,喜笑怒骂的事迹,还记载了明末遗民对于当时的不满,较渔洋著述略胜一筹。

据金埴《不下带编》说:“本朝清值所闻见者,渔洋山人《池北偶谈》,王崇简《暑窗臆说》,汪钝翁《说铃》,尤悔庵侗《艮斋丛说》,王丹麓《今世说》,褚人获《坚瓠集》,孔宏舆《拾筹余闻》。凡此者彰彰在人耳目者也。”这些作品大半是依附于王渔洋而作的,有清闲逸致,而了无生气。

当时人士闻风竞起,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谈的尤为沉痛。在这里,便出现了因果报应之说,像梁恭辰所写的《池上草堂笔记》等书,则就自郐而下,不足观矣,而且是应该批判的书籍。这就是清初人的野史笔记由盛转衰时期。

六、在清雍正乾隆以来

由于文字狱的兴起,钳制了人民的思想,写野史笔记的风气日渐消沉。但是在这个时期,写作家又转向了另一个途径,也有他的特点。就是有心人士,用其毕生才智致力于考据之学,于文字、训诂、声韵,考订经史之事,认真考究,实事求是,分析其原委始末,考证其真伪,条理不紊。

这可以说受了印度佛教因明唯识之论和西学东渐,欧洲形而上学逻辑式的方法,做出来的论断,网罗天下放佚旧闻,就是总结了前人研究的结果,便出现了辑佚、补志、补表,工具书的应用等项的方法。

其体现在研究历史科学这方面,得以继绝存亡。不能以其钻牛角尖式的考据之学而邃忽之。除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家所著的《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而外,对于科学技术提出了历史上的专题考证,则有程瑶田《通艺录》,俞正燮《癸巳类稿》,《存稿》,皆有卓越的表现,是值得推荐的。

在这个时期,有心人士不是没有记载朝野遗闻的笔记,但是偶尔记载了清代开国事迹,就遭到不测之祸。像昭梿著《啸亭杂录》,他本来是满洲贵族,就其亲身所阅历的事迹,调查当时社会比较详实。纳兰常安以清朝方面大臣,著有《瀚海》,《受宜室宦游游记》等书,也遭到杀身之罪。当然一般人士更不敢写清朝的朝政时事。

那些喜欢舞弄文笔的士大夫们只有效法渔洋山人的遗风,只有歌功诵德,吟风弄月,偶尔谈一些“有裨圣政”的乡邦文献而已。像汪启淑听写的《水曹清暇录》,法式善所写《陶庐杂录》,《清秘述闻》,钱泳《履园丛话》等书。惟有姚元之所写的《竹叶亭杂记》,少微透露了清嘉庆初年川陕楚三省教军的起义及清朝政府“官逼民反”的事迹,他写这部书的时候,已经是嘉庆后期道光年间了。这可以说是清代野史笔记中衰时期。

七、自鸦片战争一声炮响

帝国主义的入侵,打击了深居紫禁城里腐朽无能的清朝统治者,唤醒了全国人民,因之全国人民都在那里怒吼了,终于爆发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有些有进步思想的文史学家如龚自珍、魏源等人,首先起来大声疾呼,召告国人,提倡“经世致用,富国裕民”的学问,把知识分子从故纸堆中解放出来。

龚自珍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写了《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西北置行省议》等编,继之来评论时政,痛斥当局“自乾隆中叶后,禁锢天下聪明智慧,谈时政的著作,便尽出于无用一途。”文章发表以后,举国人民为之震动,而大江南北尤盛。

魏源在他写的《李兆洛传》上说。于是在清道光年间魏源首先编著记述清朝历史事迹,名做《圣武记》,记述川陕楚三省教军及贵州苗民起义的。他又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知识,著有《海国图志》等书。继之有祁韵士《藩部要略》,何秋涛《朔方备乘》,王之春《国朝柔远记》等书。

蒋良骥著有《东华录》,是据《清朝实录》,记清初三朝及康熙时期的史事的,虽有传抄本,可是不敢印行。嘉庆间钱仪吉所编《碑传集》,也是到光绪间才有刻本,与清修官书上的记载颇有不同。他们把学术界考证经学子书的空气,引导到研究清朝历史、边疆史地和留心时事上来。

他们所著的书籍与道光以前文人学士所著的考订的篇章大不相同了。在鸦片战争以后,奢谈时政,触目惊心的时局,有心人士必然要留心时局,耳闻目睹的事情要记载下来,因之野史笔记一类的著作,就日见其多了。

他们把亲身经历、鸦片战争事迹的,则有林则徐《信及录》,王韬《华夷通商事略》等书,李圭《鸦片事略》,夏燮《中西纪事》,梁廷枏《夷氛纪闻》等书。

记述太平天国革命的,除了太平天国自著告谕文件之外。清人所著的则有方玉润《星烈日记摘抄》、张德坚《贼情汇纂》,王韬《弢园琐谈》,方炳奎《磨盾集》等书。

清末的事变日亟,在太平天国革命之后,则有捻军起义、中法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中日甲午战争、洋务运动,以迄于辛亥旧民主主义革命,每一个事变,都有当时人士据其见闻详细的记载。

至于杂记朝野事实,中外见闻的,则有林昌彝《射鹰楼诗话》,薛福成《庸庵笔记》,葵愚道人《寄蜗残赘》,邱炜爰《菽园赘谈》,王芝一子《海客日谭》,吴庆坻《南游日记》等书。这些统治阶级读书人听写的,和人民群众昂扬的斗志,越到后来越多。

自解放以来,经过土地改革,当时人士所写下来的日记,随笔札记分藏在大江南北各图书馆中的私家的藏书,还有待于在党和政府领导之下,群策群力,去清查整理。搜集近古和近代史资料就颇为困难,搜集古代史资料较为容易。同时野史笔记的资料,就其著述的本身来言,经过无数的变迁,还没有得到总结的数目。

总之,从明洪武以来,自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一直到辛亥革命,就是一部明清的史学史,就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手工业制造技术较为发达。而且这些野史笔记,多少反映了社会各方面情况,这些研究明清两代史料的宝库。前所见到的资料,可以分为以下十类:

一、提倡农业生产

由明到清,则有明徐光启《农政全书》,邝璠《便民图纂》,佚名著《沈氏农书》,清张履祥《杨园见闻录》等。记明末清初,新大陆美州新农种出现,如玉蜀黍、甘薯、马铃薯、大花生、烟草等类,移植到中国来,还有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屈大均《广东新语》,清周亮工《闽小纪》,睽叙《隙光亭杂记》,近人沈兆奎《一激砚斋笔记》等书,这种新农种的出现,丰富了祖国人民营养,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二、记述手工业、商业的发达

解放了元朝官营手工业工人,人民生活逐渐有所改进。则有明张瀚《松窗梦语》,宋应星《天工开物》,明《髹饰录》以及手工业的制造。自清乾隆以后人口生齿日繁,叶梦珠《阅世编》,陈作霖《凤麓山志》,近人所写的《盛泽竹枝词》。

三、记述明清两代政治制度,朝章典故以及社会经济和社会风俗的

在明代则有王世贞《弇州山人别集》,田艺衡《留青日札》,谢肇淛《五杂俎》,朱国祯《涌幢小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清代则有昭梿著《啸亭杂录》,法式善著《陶庐杂录》,吴振棫《养吉斋丛录》,王庆余《石渠余记》,钱泳《履园丛话》,有这几部书,可以体现出在明末已经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现象,亦可以略见一斑。

四、记载农民起义的

在明代则有谢肇淛《后鉴录》,彭孙贻《流寇志》,戴笠《流寇始终录》。记明代徐鸿儒的起义,则有李世熊《寇变记》。清毛奇龄《后鉴录》,吴伟业《绥寇纪略》等书。记清代农民起义的,自朱三太子案朱慈焕等记四明山寨抗清义军的《江浙叛案录》直到义和团运动无不有详细的记载。记清代李文成林清的起义,则贝《兰台馆外史》等书。记白莲教军的起义,林爽文以后的不断起义,台湾自朱一贵,抗拒清兵英勇的事迹无不有书。记白莲教秘密的组织,则有清梁清标《雕丘杂录》,黄育楩《破邪详辨》,《平妖纪事》,以及近人肖一山所辑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等书。明清两代有心人士给我们遗留下来研究劳动人民受统治阶级压迫所发生的战争,极其丰富的材料,是值得称述的。

五、记载我国各少数民族事迹和起义的

则有明马文升《抚安东夷记》,肖大亨《夷俗记》,田汝成《炎徼纪闻》,杨慎《滇载记》,清毛奇龄《蛮司合志》,清纳兰常安《瀚海》,祁韵士《绥服纪略》,张穆《蒙古游牧记》,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等书。

六、记载我国历史地理及自然地理的

则有明王士性《广志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徐弘祖《徐霞客游记》等书。记述世界地理的,有欧洲人毕方济《职方外纪》,明张燮《东西洋考》,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清魏源《海国图志》,谢清高《海录》等书。

七、记载对外关系和海外贸易的

则有明叶权《贤博编》,王临亨《越剑编》,王在晋《越镌》,印光任《澳门纪略》,王芝子《海客日谭》,清王之春《国朝柔远记》,王韬《华英通商记略》等书。

八、通记明代和清代历史文献和人物传记的

有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史料前后集》,《别集》,焦竑《国朝献征录》,《玉堂丛语》,李乐《见闻杂记》,何乔远《名山藏》等书。尤其是《名山藏》,内有明代的科学技术家和货殖列传,颇具特色,反映了明朝科学技术及社会上工商业经济的发达。至于清代,则有李桓《国朝耆献类征》,钱仪吉、缪荃孙《正续碑传集》,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等书,这里就不赘举。

九、记述科学技术、工艺美术的

在明代有高濂《遵生八笺》,屠隆《考槃余事》,方以智《通雅》,《物理小识》,王徵《奇器图说》。清代有阮元《畴人传》,李斗《扬州画舫录》,顾禄《桐桥倚棹录》,齐学裘《见闻随笔》等书。

十、记明清两代文史哲学家传记的

在明代黄宗羲著有《明儒学案》以及他所著《思旧录》,记有明一代的文人学者以及官吏卿相的事迹。其次为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记明末清初东林复社的文人逸事。还有清周亮工《画人传》、《印人传》,记述书画篆刻家闲情逸事。

最可以推荐的为明蒋之翘《尧山堂外纪》,他记述元明以来的文学家、戏曲家遗闻逸事,可以说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但他是偏重于民间传说的,因之于人所不注意的事情,都赖兹以传。在清代则有江藩《汉学师承记》,钱林《文献征存录》,郑方坤《本朝诗抄小传》等书,记述的较为详实,写的也颇有风趣,别具风格。

明清时代的野史笔记其中包括的内容,当然尚不止此十类,此不过举其荦荦大者而已。可是仅就上面所举的事实而言,已足可以为研究明清史各方面提供了大量的资料,研究明清史的学者考察资料也有迹可寻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七日记于北京

注释:①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② 以上均见于明蒋仲舒《尧山堂外纪》卷七十四。

来源:《史学史研究》198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