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鉴》到《纲目》
——宋代通鉴学之一脉
司马光《资治通鉴》在它问世后的八、九百年中的影响足以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相比,而《通鉴》在历史编纂学上衍生的分枝之繁,则似乎还超过《史记》、《汉书》。宋、元、明、清四代,有借《通鉴》阐发义理的《通鉴纲目》,由《纲目》又衍生了《纲目发明》、《纲目书法》、《纲目补遗》等,它们可称为“义理”一脉;有沿《通鉴》续作史书的《通鉴外纪》、《续通鉴长编》,由此还衍生了《外纪补遗》、《前编考证》等等,它们可称为“续作”一脉;有改《通鉴》另创新制的《纪事本末》、《通鉴节要》、《通鉴总类》等,由此产生了各种纪事本末、《通鉴要言》、《通鉴分门类要》等等,它们可称为“改作”一脉;有据《通鉴》考证注释的《通鉴释文》、《通鉴地理通释》等,由此还派生了《释文辨误》、《胡注举正》等等,它们可称为“注释”一脉;此外有《纲鉴》、《辑览》、《补》等等。总而言之,《资治通鉴》在历史著作编纂学上源远流长,支脉众多,仅就手边几种常见书目的粗略统计,便计有《通鉴》类史书:宋——45部1868卷,另10部无卷数;元——17部,卷数不详;明——22部1089卷,另8部无卷数,又有通鉴类丛书2种;清——37部约千卷,另有通鉴类丛书3种。
当然,实际数字远远不止这些。这一大批史著及数量更多的零篇散叶,如有关通鉴的序、跋、题记、识语、考订笔记等,就构成了后世所谓的“通鉴学”,“通鉴学”和现下所谓的“红学”、“选学”一样,范围极广,是一门包括释义训诂、改作、续作、阐释等多方面内涵又有其脉络清晰的历史及范围的学问,这门学问始于宋代,宋代的通鉴学奠定了后世通鉴学的基调、主题及形式,其中尤其是专主义理的《通鉴纲目》,更是极大地影响了史学的历史,因此下面我们便对宋代通鉴学的这一条线索作一番简略的回顾与研究。
一
熙宁年间,《资治通鉴》成书,宋神宗便为其作序云:
……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治,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教条,断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矣。
同序还称赞《通鉴》远远超出荀悦《汉纪》,博而要得,简而周事,是“典型之总会,册牍之渊林”,可谓推崇备至,这使得《通鉴》一问世便获得颇高声誉。于是元丰、元祐前后,出现了修缮撰《通鉴》过程中的一些“副产品”,如刘恕《通鉴外纪》、刘羲仲《通鉴问疑》、范祖禹《唐鉴》等,这便形成了通鉴学的雏型。
但是,由于党争加剧,局势变化,《通鉴》一书也因为作者乃旧党党魁而遭厄运,通鉴学自然也因此牵连而止步不前,《清波杂志》卷九载:
了斋陈莹中为太学博士。薛昂、林自之徒为正录,皆蔡卞党也,竞尊王荆公而排挤元祐,禁戒士人不得习元祐学术。卞方议毁《资治通鉴》板,陈闻之,因策士题特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训,于是林自骇异,而谓陈曰:“此岂神宗亲制耶?”陈曰:“谁言其非也?”又自曰:“亦神宗少年之文耳。”陈曰:“圣人之学得于天性,有始有终,岂有少长之异乎?”自辞屈愧叹,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学中,敞高阁,不敢复议毁矣。
陈莹中借神宗序文制止了蔡卞之流的毁板之议,使《通鉴》不至毁于火厄。而且还力图阐发通鉴学,他曾撰《通鉴约说》,称“《通鉴》如药山,随取随得”,又称“天下之变故无常,唯稽往事,则有以知其故而应变”,尖锐批评王氏(安石)之学“乃欲废绝史学,其事正与晋无异,将必荒唐而乱天下矣”(见《玉海》卷四十九引)。
不过,终徽、钦之世,党争方炽,旧衰新盛,尽管陈莹中大声疾呼仍无济于事,通鉴学依然萧条。
这种状况到南宋之初发生了变化,这一方面是由于党禁解除,旧党翻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四载建炎二年(1129)便“诏经筵读《资治通鉴》,遂以司马光配享哲宗庙庭”,于是《通鉴》地位大涨,另一方面是由于国难当头,存亡迫在眉睫,人们力图以历史学微言大义匡救危难,抨击时政,因此《通鉴》之学顿时繁荣,以《通鉴》为“帝王之学”而阐发之学者遽然大增。整个南宋,除秦桧当政曾禁私史的一段时期通鉴学稍见冷落外,其他各期均有不少著作出现,注释考证,则有史炤《释文》、王应麟《地理考》、《地理通释》;评论褒贬,则有胡寅《读史管见》;分类节要,则有沈枢《通鉴总类》;续作仿作,则有李焘《续通鉴长编》;改作新制,则有袁枢《纪事本末》等等。当然,其中最引人注目、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则是考究义理穿凿大义、严辨正闰的“纲目”,陈亮有《通鉴纲目》23卷、朱熹有《通鉴纲目》59卷,尤其是后者,在后世近千年中几乎成了史籍中的经典,被人们奉若神明,从南宋后期起,学者以治经之法治《纲目》,又是探究书法,又是发明大义,又是讨论托始,几乎凌驾于《通鉴》之上,使通鉴学成了纲目学,差一点使史学之征实转为空疏,将通鉴之严谨化为虚妄。
二
本来,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并不专主义理,在北宋新学蜂起之中,司马光应属较为“守旧”的学者,他在著名的《论风俗劄子》中曾表示过对标新立异者的不满:“至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异说者,谓之精义。”同样,他在史学上也偏于征实严谨,虽然当时欧阳修《新五代史》、孙甫《唐史记》已出,褒贬议论之风已盛,重义理轻史实已逐渐蔚为风气,但司马光作《通鉴》,大体上仍恪守了以史料叙史事的原则,即使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进通鉴表》),也并非凿空虚论而是依史阐发,正因为如此,胡寅《读史管见》才批评它“事备而义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才责备它“见事忘义”,其实,在这一点上,司马光倒是对的。
试看一例。在《答郭长官纯书》中司马光说:“光学疏识浅,于正闰之际,尤所未达。故于所修《通鉴》,叙前代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记事耳,亦非有所取舍抑扬也。”所谓“正闰”,就是“正统”和“非正统”,就是谁是真命天子,谁是僭伪篡权,本来旧时代里“成则为王败则寇”,很难说什么是非,但自从班固《汉书》斥王莽为“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尤其是东晋习凿齿辨三国蜀汉为正统以来,旧史家偏偏把“正闰”看成是历史的一个大关节,要在“呶呶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权更替中争出个“正闰”之分来,翻来复去争论不休,梁启超超《新史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正闰”之说“一言以蔽之,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缘饰附会,以保一姓私产之谋耳”。司马光不分正闰,可于《通鉴》卷六九刘备称帝一事之后的评论中得到证明,因为蜀、魏谁是正统,正是正闰之争中的焦点,司马光却坚持道:
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
在《记〈历年图〉后》中他又说:
苟天下非一统,则漫以一国主其年,固不能辨其正闰,而赵郡易其名曰“帝统”,非光志也。
《历年图》是司马光早年读史时所编的一部小史,蜀中赵某改窜刊印,臆定正闰,所以司马光不得不进行申辨,可见不分正闰,是司马光一以贯之的思想。也正因为如此,司马光拒绝了刘恕关于以蜀汉为正统系年的建议,《四库全书总目》史评类《刘羲仲〈通鉴问疑〉提要》载:“今观是书,则(刘)恕尝以蜀比东晋,拟绍正统,与(司马)光力争而不从”,也拒绝了范祖禹关于取消武则天纪年号改系唐中宗年号的建议,《四库全书总目》史评类《范祖禹〈唐鉴〉提要》引《贵耳集》载:“《通鉴》以武后纪年,(范)祖禹独用沈既济之说,取武后临朝二十一年系之中宗,自谓比《春秋》‘公在乾侯’之义。且曰:‘虽得罪君子,亦所不辞。’”这里所说的“君子”即司马光,他拒绝了他最得力最亲密的两个助手关于分正闰的意见,正说明他坚持历史本相而不以意害辞的原则。
再看一例。司马光修《通鉴》十七年,大部分精力是用在史料的考辨与剪裁上,他在《与宋次道书》中自述唐代部分的编纂过程说:“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仅唐一代便如此艰巨,全书之成更不知要费多少功夫,可见司马光的历史编纂思想中,史料真实与叙述准确是放在首位的。据高似孙《史略》记载,“《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三百二十二家”,其实远不止此,仅唐一代,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一便说:
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争用《谏录》;李绛奏议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吐蕃尚婢婢之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偓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讨裘甫用《平剡录》;记毕锋、吕用之亊用《广陵妖乱志》……
这些材料的去取采弃、剪繁删芜之际,又都由司马光一手裁定,《文献通考》引李焘语称《通鉴》草稿在洛阳堆满了两屋,元人黄溍、柳贯等也都看到过《通鉴》永昌元年的草稿,称“作字方整,未尝为纵逸之态”(《黄文献公集》卷二一,《柳待制文集》卷十八),可见司马光作《通鉴》时考辨史实、力求谨严、务称全备的认真态度,他的注意力并不在义理发挥上。
三
可是,南宋通鉴学兴,却大违司马光的初衷而扩大了刘恕、范祖禹所持的另一种讲求义理发挥的趋向,除李焘、李心传等人外,相当多的史学家都转向“斤斤于正闰之辨”。究其原因,一是道学影响,北宋中期道学兴起于学风——不仅是性理之学,也波及历史之学——影响甚巨,北宋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之《春秋》学继中唐啖开三传,独抱残经,以一大统严名分为内容,已开穿凿义理之风;程颐讥讽史学为“玩物丧志”却推崇范氏《唐鉴》为“三代以来无此议论”(《晁氏客语》),又为史学义理一脉推波助澜树立典型;杨时斥责读史者“特通历代故事而已”(《龟山语录》卷一),则贬抑了讲求事实考辨史料之一脉,到极盛时,正如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下所说:
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安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
风气所至,治史者也以为考究事实本末为“雕虫小技,不足取道”而以商论义理为务,刘恕自己也曾说过玄虚之论对史学影响,“玄言虚诞而似理,功省易学,陋儒莫不尚之,史学浸微矣”(《通鉴外纪序》),但流风所被之下,自北宋而南宋,义理虚谈成了一时大弊。二是南宋时势使然,承靖康之变,南宋仅半壁河山,既处处外敌压境的威胁之下,又处内部混乱的颓势之中,国耻家仇使一部分史家常扼腕痛心,思复故土,歌舞安居又使一部分官僚常乐不思蜀,只图维持,因而一些有责任心的文人常常借历史而谈现实,试图以正闰、战和等等历史上的类似现象针砭现实,所以南宋既出现了秦桧绍兴年间禁止私史这样的事件,也出现了比附影射、穿凿附会、义理发挥的史学风气。这种风气中讨论的中心便是战和与正闰,战和决定南宋存亡与一统能否恢复,正闰则牵涉到南宋小朝廷的“名分”,因此当时不少讨论南北战争的史著及论证偏安一隅可为正统的史论,前者例如李舜臣《江东十鉴》“蒐辑江东战胜之迹,上起三国,下至六朝……盖宋发发弗能自保,故舜臣特作此编以励士气”(《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后者例如黄度作《通史编年》,认为“司马公《通鉴》于汉纪吕后新莽,于三国进魏黜蜀,于东晋用五朝胡僧号,于唐末系五代,心疑焉,更立书法”(《絜斋集》卷十三),就连李焘也作有《六朝通鉴博议》“为南宋而发,……欲用襄、蜀以规复中原,故借古事以指令势”的著作(见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卷一)。尤其是南宋初的胡安国与胡寅,更是南宋史学之风转化的关键人物,胡安国作《春秋传》专主辨华夷、抑权臣而尊天子,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
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
比如此书隐公四年“秋,翚帅师”条下,胡安国称:“凡师,君主之,卿帅之可也,臣专之,君不得主之,不可也”,这显然是感于南宋初大将各拥重兵而言,又比如《鹤林玉露》卷十四指出的春秋灭人之国的三种罪例之轻重,以“甘就执辱”为重罪,以“出奔”为轻罪,以“国灭死于其位”为不幸,显然是针对北宋徽、钦二帝有感而言,所以说“其旨严矣”。这种议论与历史无关,只是对现实而言,但由于书生漫议,却免不了迂阔无往,徒成肆意褒贬,终于遭到王夫之《宋论》的讥刺,黄宗羲也在《陈同亮刻〈胡传〉序》中给了八个字的评语:“不度时势,漫为褒贬”。这种“漫为褒贬”的习气在胡寅《读史管见》中更是浓烈,赵与时《宾退录》卷二说:“胡致堂(寅)著《读史管见》,主于讥秦桧,一开卷可考也,如论那律德光谕晋祖以桑维翰为相,谓维翰虽因德光而相,其意特欲兴晋而已,固无挟虏以自重,劫主以盗权之意,犹足为贤,尤为深切”,这是胡寅为讥贬秦桧不惜抬高桑维翰而一褒一贬;陈世隆《北轩笔记》说:“胡致堂(寅)乃谓(刘)晏以理财而死,遂谓‘是言利背义之害,若天道报恶者’然将使司国计者不以足国为务而徒以不言利为高,则国亦何利焉?”这是胡寅借古讽今,以义理抑功利,不惜贬斥刘晏而发“不当于事情”的议论;又如攻驳司马光《通鉴》论曹操代汉是“非取之汉而取之盗乎”的观点,力图树立正统之说以纠正《通鉴》“事备而义少”之失,这是沿袭习凿齿以来旧说妄发正闰之论。但是,这部《读史管见》不仅在当时极有影响,就是在元代也极受推崇,元人姚燧《牧庵集》卷三收其所撰《读史管见序》便称胡寅:
公于千二百六十二年之事,千状万彙,丛臻其前,一揆义理之正,裁以劝善,贬以诛恶,使地下人受宠华衮,耻蒙市挞,其法效《春秋》扶持人极之功,何(蔡)邕所敢跂及。
由于胡寅《读史管见》是对《资治通鉴》的评论,因此它对通鉴之学有颇大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事备而义少”的《通鉴》在南宋转向义备而事少的通鉴学,朱熹《通鉴纲目》便是代表。
四
《朱子大全集》里有一篇《答赵几道》,可以说比较能体现朱熹自己的想法,他说:
昔时读史者不过记其事实,摭其词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学者颇知其陋,则变其法,务考其形势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称史迁之书,讲说推寻,几以为贤于夫子,宁舍《论》、《孟》之属而读其书。然尝闻其说之一二,不过只是战国以下见识,其正当处不过知尊孔氏而亦徒见其表,悦其外而已,其曰折衷于夫子者,实未知其折衷也。后之为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读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浅,于义理之精微多不能识,而堕于世俗寻常之见,以为虽古圣贤不过亦审于利害之算而已。
这段议论,不仅批评了“记其事实,摭其词采”的文人士史著,也批评了包括浙东吕祖谦、陈亮、薛季宣等人重经制、先事功、审利害、召人心的实用史学,并明白地表示了他自己要发“义理之精微”的思想,而《通鉴纲目》五十九卷,便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撰写的史学著作。
后世一些评论家认为,朱熹作《纲目》,是模拟《春秋》,其实这是不对的,固然朱熹在形式上糅合了《春秋》编年简史的体裁和三传注疏的体载,采取了“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的方法,创造了条理清晰、重点突出的纲目体,在思想上也承袭了传说中孔子“寓褒贬以诛乱臣贼子”的传统,但是,他毕竟更多地是以《资治通鉴》的材料为基础,更多地受胡安国、胡寅的直接影响,从其序文中可以知道,不仅《纲目》本身是在胡安国《通鉴举要补遗》百卷基础上隐括而成的,在思想上也是在《读史管见》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的,《自序》中朱熹说,胡安国《通鉴举要补遗》“其文愈约而事愈备”,但“窃犹自病其记识之弗强,不能有以领其要而及其详也”,《名言言行录》卷八中朱熹又说,胡寅《读史管见》“议论英发,人物伟然”,但也批评其史实有误记之处,显然,《纲目》之作,是要取二胡之长,补二胡之阙,承二胡之余绪,发二胡之未发。
那么,《通鉴纲目》所要阐发的“义理之精微”是什么?后世尊奉朱氏,大都说出此书“其旨数百”,是否有数百很难说,这里仅举二例以见其要。首先是辨正闰。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〇六《方蒙仲〈通鉴表微〉跋》云:
(《资治通鉴》)为吕、武立纪,以魏继汉,书诸葛亮入寇之类,大经大法,皆与孔氏背驰……而先儒自伊川(程颐)有比见,范氏(范祖禹《唐鉴》)、胡氏(胡寅《读史管见》)略发之而未至,至朱氏(熹)《纲目》出,然后女主始不得移命闰位,始不得干正统,杨雄始不得不为莽大夫,狄仁杰始不得不为周司空,诸葛亮始得为汉相,陶潜始得为晋处士,可以破一世盲聩,开万古之心胸。
其次是论托始。所谓“托始”,就是一部史书记事自何年开始,本来这只是个技术问题,但在旧时却认为纪事从何年始有深意。王柏《鲁斋集》卷二有一篇《通鉴托始论》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他认为,司马光作《通鉴》托始于三晋之立侯,固然也有意义,但这个意义不足以笼罩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为一书之总纲;胡寅《读史管见》追论到晋悼公使大夫主盟,“以补司马公谨微之说”,但尚未触及周王室,何以衰微这一根本,于是——
朱文公(熹)感兴以(周)昭王南而不返,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章久已沦散……此又补致堂(胡寅)之所不及。
从上面两例可见《通鉴纲目》所谓“义理之精微”处大体上就是尊王室之正统,贬逆臣之篡权,其承继和阐发习凿齿,胡安国、胡寅的“微言大义”是极其明显的,可是,这恰恰与司马光撰《通鉴》时的初衷相违背,在《通鉴》与《纲目》之间出现了思想的背离乖谬罅隙。我们知道,正闰之分大兴于东晋,当时正是南北分裂时代,东晋偏安一隅,所以一些史学家发正闰之分比附南北政权,以起激励人心、自树信心的精神作用,这在当时或有情可原,但在历史上却属不正常现象,历史学要求实事求是以尊重历史,而以一字一词或某一记述方式来表现予夺褒贬,寄托政治理想,这并不是历史学的正当责任,历史学首先要真实与客观地叙述历史本相,其次才是在历史事实基础上寻找规律,最后才是借助历史来教育人们,可是这种把褒贬义理放在首位,又以正统非正统为是非标准,以一家一姓为历史主脉所倚托的“书法”很容易把史学从事实的坚实基座上挪下来换到一种并不稳固的义理基座上,当义理随政治不断变换自己的面孔时,史学也将由于基座不稳而失去准的。可是,这种以义理褒贬为血脉的史学却是中国史学与生俱来的传统,它源远流长笼罩了史家的心灵,朱熹《通鉴纲目》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放大了这种不正常的作法,牵拘于正闰之区分,斤斤于名分之予夺,尽管在当时或许有针砭现实之义,但从历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说,它却有可能将史家引向歧途,由于朱熹在后世的地位与影响,也由于《纲目》本身强调伦理名分、政治正闰,它的确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激赏,也成了后世史家的圭臬与样板,引导了中国历史学的一次巨变。就在南宋之末的宁理宗度宗时代,它已受到了皇帝的格外推崇,并成了经筵讲读书之一:
嘉定癸未(1223),经筵讲读官进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见《玉海》)。
嘉熙元年(1237)……二月癸卯,诏以朱熹《通鉴纲目》下国子监并进经筵(《宋史·理宗纪》)。
咸淳甲戌(1274),经筵官进读《大学衍义》、《资治通鉴纲目》(《玉海》)。
于是,《纲目》身价倍增而《通鉴》却为之减色,流成了源,末反成了本,推崇者、仿效者接踵而至,通鉴学几成为纲目学,探幽发微穿凿义理几成史学主流。学者多以《纲目》为史学不易之经典,如李方子《纲目后序》便云:“为人君而通此书,足以明德威之柄,烛治乱之源;为人臣而通此书,足以守经事之正,达事变之权;盖穷理致用之总会,万世史笔之准绳规矩也。”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则说:“朱文公作《通鉴纲目》……与《春秋》争光,麟当再出也。”王柏《鲁斋集》卷四续《续国语序》更说《纲目》“精藴明畅,发挥本旨,羽翼麟经,殆无余蕴”。有趣的是明代一个叫刘定之的人,写了一部《宋论》,其中一篇《诏经筵讲朱熹〈通鉴纲目〉》,甚至认为宋代人心之正,多亏了上上下下读《纲目》等书:
汉唐有篡弑之臣,而宋无之,(汉唐)有贼民崛乱几危社稷如张角、黄巢者,而宋无之,皆由上之人未尝恃虐尤甚以激之也。
至于“未尝恃虐”正是读《纲目》的效果(《皇明权衡》卷十一),在旧时代的史书中,能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者,除了《春秋》,怕只有这部《纲目》。
五
其实,自《纲目》问世至宋末,也有人指出过它在史实上疏于考证的地方,比如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三“昔人著书多或差误”一条曾指出《纲目》“于唐肃宗朝直脱二年之事,亦由门人编辑,前后不相照顾也”;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纲目误书”一条也指出其北齐高纬游南苑从官暐(中暑)死六十人误为“杀其从官六十人”等六则,并批评学者为之曲说回护。可是,很少有人怀疑过《纲目》的义理是否正确,而是只沿波而流,众口一词,甚至奖其义理再加以发挥,愈说愈深,自顾陈宏《续通鉴纲目》、尹起莘作《纲目发明》、刘友益作《纲目书法》,《纲目》义理之学俨然成了大学问,正如元揭傒斯《通鉴纲目书法序》所承认的,“世之言《纲目》者亦无虑数十家,既有《春秋》为义例,又有诸史可以究其始末,且去朱子之世为未远,而又有亲及其门者,然言愈烦而义愈密”。于是,通鉴学逐渐为纲目学所掩,这批围绕《纲目》的史著徒有繁琐与穿凿,却无订正与考辨,反而在义理上更为迂腐,在史实上错上加错。比如前述“北齐高纬杀其从官六十人”一条,明明大错,而尹起莘《纲目发明》却说“此朱子书法所寓”,并引了《孟子》“杀人以梃与刃与政”来曲为辩解,其实正如周密所说,这只是“《通鉴》误之于前,《纲目》承之于后”的一个讹误,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寓意;又如《纲目》“东晋晋王保故将陈安降汉”一事,《井观琐言》指出:“先是,汉改号赵矣,此犹书汉,误也”,可是刘友益《纲目书法》却说“汉”,所以志继国,且为(陈)安惜,这便把《纲目》疏漏之处变成了暗含机杼的巧妙之处;再如《纲目》“(唐)永王璘反,上皇(玄宗)命高适讨之”一事,其实当时玄宗已退位,应当改成“肃宗命高适讨之”才对,而吕友益《纲目书法》却强辩穿凿地辩解道:“不以肃宗主之,所以著自反不缩之鉴戒”,这简直有些指鹿为马的蛮不讲理。由此可见,《纲目》及其阐发者、继作者在中国史学史上实在是开了一种并不正常的风气,它把本来重事实、严考辨的《通鉴》变成了另一种模样,尤其是那一类《发明》、《书法》、《广义》等书,简直要将史学引入歧途,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四曾有一针尖的批评说得痛快:
《通鉴纲目》有《书法》、《发明》等书,《续纲目》又有《发明》、《广义》等书,杂于事实之中,卑情谄态,甚可厌恶。《容斋五笔》曰:“杨愿侯秦桧,检食管喷嚏失笑,(杨)愿仓卒间亦随之喷嚏失笑。”此等书似之。
文章原载《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第154—158、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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