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1年冬，福建厦门海面，郑成功的船队正向台湾进发。船上悬着明朝旗号，炮位已经装填完毕。此时距离鄱阳湖大战，已经过去近三百年，可这支海上力量的根子，仍能追溯到陈友谅留下的那批巨舰与工匠。
郑成功真正收复台湾是在1662年2月。荷兰守军退出热兰遮城，结束了在台湾南部长达数十年的统治。战事本身属于明末清初，但它使用的造船经验、火器配置和水战方式，早在明朝建立之初便开始成形。
1363年，陈友谅率军与朱元璋决战于鄱阳湖。陈军船多势大，巨型楼船分设多层，甲板高耸，远望如同水上城堡。史料中的数字或有夸张，但陈友谅水军规模庞大，这是各方都承认的事实。
朱元璋起初并不占优势。陈军把大船连在一起，试图凭借船体高度和密集火力压制对手。朱元璋一方船只较小，转向灵活，于是利用风向和火攻不断撕开阵形。
战斗中，陈友谅被流矢击中身亡，陈军随即失去统帅。鄱阳湖之战并不只是一次政权争夺，更是一场大型水战实践。朱元璋从俘获的战船、工匠和军士身上，看到了水军建设不能只靠临时征集，必须形成稳定的制造、训练和指挥体系。
这才是陈友谅留给明朝的真正遗产。
明朝定都南京后，长江下游成为财政、粮运和军事重地。朝廷在龙江一带经营船厂，制造战船，训练水军，并设置专门官职管理江防。水师不再只是地方军队，而逐渐成为朝廷控制江河、沟通漕运和经营海防的重要力量。
朱棣即位后，明朝水军进入新的阶段。郑和下西洋并非凭空出现，背后依靠的是龙江船厂、福建船工、航海人员以及长期积累的操船经验。郑和船队规模巨大，船型各有分工，承担运输、护航、测绘和作战任务。
关于宝船的尺寸，后世记载存在争议，不能把所有夸张数字都当成定论。但明朝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可观的远洋船队，这一点并不难确认。大船适合远航和运载，小船便于侦察与接舷，火器则逐渐成为舰船作战的重要配置。
有意思的是，明朝水师并没有一直保持扩张。大规模远航活动停止后，海上力量一度收缩。沿海贸易受限制，卫所军备松弛，倭患随之加重。嘉靖年间，俞大猷整顿水师，强调福船在海战中的作用，并与戚继光的陆上部队相互配合，才逐步扭转沿海局势。
俞大猷曾指出，海战讲究大船压小船，大炮制小炮。这句话虽然朴素，却包含着清楚的作战逻辑：舰船要有足够防护和火力，也要适应近海水文，不能只追求船体庞大。
隆庆年间开放月港后，贸易和海防重新发生联系。到了万历年间，明军又在抗日援朝战争中投入水师。1598年露梁海战，明军与朝鲜水军联合截击日军，邓子龙率船冲入敌阵，战死于混战之中。明军和朝鲜军随后击败日军舰队，迫使其撤离朝鲜。
明末的料罗湾海战，则显示出这套水战传统仍有实战能力。1633年，荷兰舰队在福建沿海与郑芝龙水军交战。荷兰战舰火炮强、船体坚固，却吃水较深；郑氏船队船型灵活，数量占优，并以火攻船和小型快船扰乱敌阵。
双方战果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荷兰舰队受挫、郑芝龙取得制海权，已是基本事实。郑氏后来控制东南沿海航运，靠的不是单一船只，而是船厂、商路、炮手、水手和情报网络共同支撑。
明朝覆亡后，郑成功继承父辈的海上力量。1661年，他率军进攻台湾，经过数月围困，迫使荷兰守军于1662年2月投降。郑氏水师能够完成这场跨海作战，既有郑家多年经营的基础，也延续了明代福船制造、火器配合和近海机动作战的经验。
把陈友谅直接说成明朝海军的缔造者，未免过于简单；把明朝称作连续三百年称雄世界，也不符合严格的历史尺度。但鄱阳湖大战确实让朱元璋认识到水军和造船的重要性。此后几百年，明朝水师时强时弱，却始终没有脱离这条由江河通向海洋的技术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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