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评述:何新早年参与思想解放运动的四篇哲学论文
发表谱系、版本流变与学术评述
1979—1981年,何新围绕否定之否定规律、“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概念涵义、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以及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公式,先后发表四篇重要哲学论文。这些文章分别进入报纸、公开学术期刊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理论刊物《未定稿》等不同类型的发表渠道,部分文章又被摘编、转摘或引起公开商榷。
这组论文共同表现出重读经典著作、辨析基本概念、反思教科书化解释的理论倾向。它们未必是何新预先设计的一个封闭系列,但从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看,确实形成了由辩证法规律、哲学概念到青年马克思文本,再至历史发展理论的连续探索。将其放在思想解放和理论拨乱反正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可以较为准确地认识何新早期学术研究的特点及其参与当时理论讨论的方式。
一、四篇论文的版本、刊期与传播谱系
(一)《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探讨》(1979)
现有后期重刊本和转载著录均将本文首发信息记为:1979年12月13日发表于《光明日报》。1980年1月3日,《人民日报》以《澄清一个由来已久的误解》为题摘编其主要论点;《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第2期、总第14期又予转摘。
这里需要注意刊名和转载性质。1980年的正式刊名为《新华月报(文摘版)》,后来才改称《新华文摘》,叙述当时情况应沿用同期刊名。 《人民日报》所刊为摘编,而非全文转载;《新华月报(文摘版)》予以转载。
文章所讨论的,是如何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及其与“正题—反题—合题”三段式的关系。
其理论指向不是简单否定辩证法规律,而是反对把发展过程机械理解为三个彼此外在的阶段依次更替,强调从内部矛盾、否定过程和扬弃关系理解事物的发展。它直接触及当时辩证法教学和研究中的通行解释,具有鲜明的拨乱反正色彩。
《人民日报》摘编和文摘刊物转摘,说明该文曾获得超出单篇报纸论文范围的传播机会。将其视为何新早期参与辩证法等哲学基本问题讨论的一篇代表性文章是有依据的。
(二)“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涵义考辨(1980)
这一论题包括一短一长两篇相关文本,著录时不应混为一文。
先期短文题为《谈谈“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涵义》,刊于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3期,第65—67、73页。
长文题为《关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本来涵义及其演变——兼对新版〈辞海〉中这两个条目的一些补正》,刊于《学术研究》1980年第4期,不是1981年第4期。1981年的同期商榷文章以及1983年《学术研究》的回顾文章,均明确提到该文刊于1980年第4期。
1988年收入《何新集:反思·挑战·创造》时,文章改题为《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语源及语义》。因此,《教学与研究》短文、《学术研究》长文和《何新集》文集版应分别使用各自题名,不能把文集改题倒填为首发原题。
这组文章的特点,是将语源考察、哲学史梳理和工具书释义补正结合起来。何新试图区分“辩证法”“形而上学”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涵义,检讨把“形而上学”简单等同于孤立、静止、片面思维方式的定型化定义。其意义不只是对两个词条作文字修订,而是借概念考辨追问:通行哲学教科书中的若干基本定义,是否准确表达了相关概念的历史本义。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真实的学术商榷。
徐庆凯(《辞海》副主编)在《学术研究》1981年第2期发表《关于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与何新同志商榷》,叶立煊于1983年第4期再次讨论有关问题。该刊后续系列文章既肯定何新意见中的合理部分,也指出其论证存在缺点。
因此,这一论题不宜被写成毫无争议的“正本清源”,也不能被淡化为一般的词义说明。它是一组具有直接挑战性、并引发持续公开讨论的哲学概念考辨文章,显示出何新早期研究中敢于质疑通行释义和权威性工具书的勇锐一面。
(三)青年马克思异化与人道主义思想研究(1980—1981)
据《未定稿》原刊首页,本文内部版题作《论青年马克思的异化与人道主义思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首刊于《未定稿》1980年第15期,即总第65期,出版时间为1980年7月。该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杂志社《未定稿》编辑部编辑,首页标明“内部刊物”。
《未定稿》的“内部”属性,必须从当时理论界的特殊交流机制理解,不能据此将其视为层级较低的一般内刊。该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根据于光远(副院长)的建议组织创办,承担“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冲破禁区”的任务,是思想解放时期的重要理论阵地。 其发送范围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并及于部分重点大学、研究机关和省部级党政机关的政策研究、宣传部门;不少文章被广泛传阅,在学术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何新此文在《未定稿》刊出,意味着它进入了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交流渠道。这是评价该文发表分量时不能忽略的事实,而不是需要因“内部刊物”四字加以降格处理的条件。
1981年,《人文杂志》第3期公开发表修改后的《马克思的异化及人道主义思想探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页码著录为第3—14、123页。 1988年收入《何新集》时,又题作《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人道主义思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
由此可以清楚区分三个版本:
1. 1980年《未定稿》内部版:《论青年马克思的异化与人道主义思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
2. 1981年《人文杂志》公开版:《马克思的异化及人道主义思想探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
3. 1988年《何新集》文集版:《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人道主义思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
这一发表过程显示,文章先进入重要的内部理论讨论渠道,随后转入公开学术期刊。它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青年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及其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是何新参与当时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一篇较早文本。其平台意义和版本先后均可明确说明;至于该文自身在全国讨论中的具体影响,还应与针对该文的引用、评论和商榷材料分别考察,不能仅以《未定稿》的整体地位代替单篇论文的接受史。
(四)马克思历史观点与五阶段公式研究(1981)
本文准确题名为《论马克思的历史观点与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公式——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研究》,刊于《晋阳学刊》1981年第6期。原稿所写“历史思想”应改为“历史观点”,并补全副标题。后续史学综述对本文的引证,同样指向《晋阳学刊》1981年第6期。
文章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马克思文本为依据,检讨将复杂历史过程压缩为单线五阶段公式的解释方式。其理论重点在于区分马克思著作中的历史分析同后来定型化、普遍化的阶段公式,追问五阶段模式是否能够无条件解释不同地区和文明的历史道路。
这一问题并非何新孤立提出。黄现璠、张广志、胡钟达等学者在1979—1981年前后也从不同角度讨论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五种生产关系问题。 因而,不宜称何新“首次拆解五阶段公式”。更准确的评价是:他从马克思手稿和概念辨析入手,参与了这一时期对社会形态理论及单线历史发展模式的反思。
1986年,何新又在《读书》第11期发表《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从近年出版的两部史著看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危机》,页码为第40—51页。 该文将有关历史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理论的思考进一步推进到中国古代史及史学理论讨论之中,可以视为相关问题的后续延伸。
二、四篇论文的内在关联与研究脉络
从研究对象和方法看,这四篇论文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相互衔接的问题层面。
1. 辩证法规律的重新解释
《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探讨》首先触及如何理解辩证法基本规律的问题,反对将否定之否定机械化、图式化。这体现出何新早期研究的一个基本倾向:不把教科书结论当作讨论的终点,而是重新追问结论所依据的理论解释。
2. 哲学基本概念的语源与语义考辨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文进一步进入概念史层面。何新不是只在既有定义之内作推演,而是考察概念的历史来源和语义变化,并由此检讨工具书及教科书释义。这使他的质疑具有了较为具体的文本和语源依据。
3. 青年马克思经典文本的重读
异化与人道主义论文把研究推进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问题不再只是某一规律或概念如何解释,而是如何通过对经典文本的阅读,重新理解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结构及其与后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关系。
4. 历史发展理论和社会形态问题的反思
五阶段公式论文又将文本研究扩展到历史理论领域,通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检讨单线、普遍化的历史阶段模式。由此,早期哲学概念研究与社会形态、东方社会及中国古代史问题发生了联系。
上述四个层面可以概括为“规律重释—概念考辨—原典重读—历史理论反思”。这一脉络说明四篇论文并非毫无关联的零散写作,而是共享着重读经典、辨析概念和反思定型化解释的方法倾向。但这种关联是依据现有文本作出的学术归纳,尚不足以证明何新在1979年即已预先设计了一个体系完整、逐篇推进的封闭研究计划。
三、学术价值与历史定位
1. 体现了思想解放时期鲜明的问题意识
四篇论文都不是对既有结论作一般性复述,而是直接面对当时理论研究和教学中的通行解释:否定之否定是否被机械化理解,“形而上学”的定义是否混同了不同语义,青年马克思的异化与人道主义思想应如何理解,五阶段公式能否被当作适用于一切历史道路的单线图式。
这种问题意识,使何新的早期写作具有明确的理论拨乱反正性质。其挑战对象不只是个别词句,而是若干已经定型化的解释方式。就此而言,将这四篇论文视为何新早年参与思想解放和理论反思的重要文本,是有内容和发表事实支撑的。
2. 形成了具有个人特点的研究方法
这组文章分别运用了哲学史考察、语源与语义辨析、经典文本重读和历史理论分析。其共同特点,是试图把理论判断落实到概念来源和文本依据之上,而不是停留在抽象立场表态。
这并不意味着每篇文章都同时使用了全部方法,也不能据此断言何新“率先融合”了这些方法。较为准确的评价是:语源考辨与原典重读的结合,构成了何新早期研究较有辨识度的方法特点,并为其后来进入历史、社会形态和古代史问题提供了研究路径。
3. 发表平台和实际反响显示其并非孤立写作
《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探讨》经《人民日报》摘编和文摘刊物转摘;“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考辨引起《学术研究》上的持续商榷;异化与人道主义论文先刊于具有重要理论交流功能的《未定稿》,再由《人文杂志》公开发表。这些事实分别从不同侧面说明,何新的早期论文进入了当时真实的理论传播和学术讨论过程。
其中,《未定稿》尤其不能因“内部刊物”而被低估。它在思想解放时期承担着发表探索性成果、开展理论争鸣的重要功能。何新论文在该刊发表,是理解其早期学术经历和理论参与程度的一项重要事实。
结论
总体而言,这四篇论文构成何新早期学术发展中一组具有内在关联的重要成果。它们的价值,在于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参与思想解放时期的理论讨论,以语源考辨和原典重读反思定型化解释,并逐步把哲学问题推进到历史发展理论领域。这是一组具有明确理论挑战性、较高发表平台辨识度和实际学术反响的早期论文,显示了何新学术生涯初期重读经典、质疑成说和追寻概念本义的基本取向。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