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登基那年,户部报上来:全国一年财政收入三千多万石粮食。真正能拿去发军饷、修河堤、赈灾民的,不到六百万石。剩下的去哪了?账本上写得很明白:养宗室。
朱元璋当年定规矩,本意是让子孙有俸禄、不碰政事。想法挺好,但他忘了一件事:制度允许无限生。到万历年间,登记在册的朱家子孙已经超过十五万,还在一代代往上加。亲王、郡王、将军、中尉,每一级都有俸禄标准。每一个新生儿,都是财政的一笔新支出。嘉靖朝有官员上疏,请求裁减宗室俸禄。结果群王闹朝,折子变成废纸。这不是某个人贪不贪的问题。这是一台合法的、自动运转的抽水机,插在国库上,拔不掉。
宋朝的抽水机长得不一样。北宋财政支出里,“冗官”和“冗兵”两项合起来,占掉除去皇室开销之外总支出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宋神宗熙宁年间,国家一年收入五千零六十万,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万,账面一分不剩。养兵一百多万,单个士兵的待遇却在往下走。钱花得越来越多,花的地方越来越不对。这不是“没钱”,这是钱被结构吃掉了。
唐朝的剧本更典型。均田制还能跑的时候,租庸调收得上来。土地一兼并,农民失地逃亡,户籍乱了,收税的范围就塌了。杨炎搞两税法,短期确实回了血。但是土地兼并这个根子没动。税制换了个名字,底层该跑还是跑,藩镇该截还是截。黄宗羲后来把这事总结得很刻薄:每次并税改革,把杂派打包进正税。过一阵子,新杂派又长出来。税负只增不减,“积累莫返”。
把三朝摆在一起,死循环的链条就清楚了。
和平久了,靠制度吃饭的人越来越多。土地和财富往免税特权手里集中。收税的范围一点点变小。但是支出降不下来。宗室要养,兵要养,官要养。收入在缩,支出在涨。中间的人只能做一件事:加税。加到在册的老实人扛不住。老实人跑了,收税的范围更小,再加。最后不是朝廷“没钱”,是朝廷的钱收不上来,也不敢收该收的人。
最要命的一步,是所有人都知道问题在哪,但没人敢动结构。动宗室俸禄,群王闹。动冗官,士大夫骂。动兼并,豪强挡。所以改革永远停在“并税”“清丈”“追欠”这些不碰利益格局的表面动作上。黄宗羲定律说的就是这个:只改收钱的姿势,不改分钱的格局,越改越死。
所以每个朝代后期“没钱”,从来不是一个财务问题。它是一个结构问题。一个社会的财政,如果长期供养着一大群不生产、不纳税、还不断膨胀的人,同时又把成本全部压在最没有议价能力的那批人身上,那它到后期一定没钱。不是因为银子消失了,是因为银子绕开了国库,责任绕开了特权。
死循环的出口只有一个:在还有腾挪空间的时候,把支出结构掰开,把收税的范围守住,让该承担的人承担。拖到所有人都觉得“动不得”的那天,就真的动不了了。
王朝不是穷死的,是装穷装到真穷的。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