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春，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站在军舰甲板上，望着西沙群岛一带的海面。他此行没有发动战事，却带着测绘人员、军官和石碑，目的只有一个：让海岛留下中国人的足迹，也让外部势力明白，这片海域并非无主之地。
清朝晚年确实积贫积弱，面对列强屡屡退让，大片疆土也在不平等条约中丧失。但事情并非只有一面。就在政权风雨飘摇之际，一些官员仍在边疆和海疆上做了几件实事，客观上守住了西藏、新疆以及南海部分岛礁。所谓“保住280万平方公里”，主要是对这些地区面积的概括，并非清政府凭借一次行动保全了全部土地。
西藏所面对的压力，来自英属印度不断向北推进。19世纪后期，英国已经控制印度，并把势力伸入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地。西藏自然成为其继续扩张的目标。1903年至1904年，英国军队入侵西藏，迫使清政府承受极大压力。
清廷派驻藏大臣凤全进入西藏后，试图加强行政管理，整顿地方武装，并推动改土归流。这个政策触动了部分土司和地方势力的利益，矛盾迅速激化。1905年，凤全在巴塘附近遭到袭击身亡，局势更加复杂。
凤全遇害后，清政府任命赵尔丰主持川边事务。这里需要说清楚，赵尔丰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率军平定整个西藏”，他的主要活动区域在川边和康区，重点是巴塘、里塘等地。赵尔丰采取军事进剿与行政整顿并用的办法，重新建立地方秩序，也强化了清政府对川边地区的控制。
当时有人劝他暂避锋芒，他回答：“边事未靖，不能只顾自身。”这句话未必是完整史料原话，却反映了当时地方官员面临的现实：一旦边疆失控，外部势力便可能借机介入。
英国在西藏的扩张最终没有达到吞并目的。1906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签订，英国承认不干涉西藏内部事务，清政府也在外交层面保住了对西藏的宗主权。这里既有军事压力下的妥协，也有边疆治理重新加强的因素，不能只归结为某一位官员的功劳。
新疆的处境更为险峻。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先后因《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丧失东北大片土地；伊犁问题也长期受到俄国压力。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中央权威迅速衰落，新疆内部出现动荡，外部势力则伺机而动。
这时，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人是杨增新。1911年新疆发生变乱，巡抚袁大化离开迪化，杨增新留守当地。他一方面整顿军队，维持省城秩序；另一方面采取招抚办法，争取地方首领，避免各地势力同时失控。
杨增新后来接受北京政府任命，继续主持新疆政务。他深知新疆地广人稀、交通困难，若贸然四面出兵，很可能使局势更加恶化。因此，他更多采用分化、安抚和有限军事行动相结合的策略。对内稳住局面，对外则坚持边界立场。
俄国革命和内战期间，北方局势剧烈变化，阿尔泰等地也受到外部势力影响。杨增新没有轻易让出行政控制权，而是通过军政部署和外交交涉维持新疆归属。新疆没有像中亚一些地区那样被俄国势力彻底纳入版图，这与清末留下的行政基础以及杨增新后来的守成，都有关系。
第三件事发生在海上。甲午战争后，北洋水师覆灭，福建水师也在中法战争中遭受重创，清政府海军力量明显衰退。海防薄弱，便容易让外国人把无人驻守的岛礁视作可趁之机。
1905年，李准出任广东水师提督。他到任后发现，南海岛礁附近已有日本、法国等国人员活动。李准没有停留在口头交涉上，而是组织舰队巡查，测绘航道，查验岛礁情况，搜集历史地图和相关档案。
1907年，广东水师曾赴东沙一带巡视。1909年，李准又率舰队前往西沙群岛，开展规模更大的勘察活动。官兵在岛上测量地形、命名岛屿、刻石立碑，并编制《东沙岛图说》《西沙岛图说》，这些动作的核心，就是把行政、测绘和驻守痕迹固定下来。
巡查过程中，李准一行发现东沙岛曾被日本人西泽吉次经营。对方修建房屋、工厂和运输设施，并声称东沙属于日本。李准依据历史地图和岛屿沿革提出交涉，清政府后来以二十万元购回岛上设施，重新确认对东沙岛的管辖。
有人问：“只有立碑测绘，真能挡住列强吗？”李准答道：“岛上无人办事，地图上便容易被人改写。”这句话虽带有转述色彩，却点出了海疆管理的要害：主权不仅要写进条约，也要有人巡查、测绘和留下持续管理的证据。
清朝覆亡前的这三件事，谈不上改变国势，也没有挽回此前失去的大片领土。凤全、赵尔丰处理的是西藏及川边危局，杨增新稳住的是新疆，李准维护的是南海岛礁。它们各自发生在不同区域，却有共同特点：在中央力量衰弱之时，仍尽力把行政、军队、测绘和外交连接起来，使外部势力难以轻易把这些地方从中国版图中剥离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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