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2月,湖南芷江县柳树坪,国立二十中女生部的一名挑水工,听说学校即将发放薪饷。那不是普通消息,抗战时期交通困难,学校教职员的工资往往以现款运抵,甚至由飞机转运。余占彪很快把消息告诉了熟人,危险也由此钻进了校园围墙。
柳树坪远离前线,却并不等于太平。国立二十中由原中正中学迁来,设有中学、小学、师范、职业等七个分部,师生超过两千人。女生部设在城郊北面的岩禾塘,旁边还有慈幼院小学。地方偏僻,防卫薄弱,学校与周边武装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力量落差。
余占彪四十多岁,平日以挑水为生,却有嗜酒、赌博、贪财等恶习。更麻烦的是,他能够自由出入女生部,对学生缺少敬畏,师生大多对其避之不及。他把学校内部的作息、人员和环境摸得很熟,也知道何处方便进出,何处适合撤退。
有意思的是,真正把消息送进匪首耳中的,并不是余占彪直接联系大股土匪,而是经过了几层转手。余驼子先找到雷登科,雷登科又将情况报给舞北乡匪首张家堂。有人问:“真有那么多现款?”得到的答复很简单:“消息不会错。”
张家堂没有急着动手。他明白,女生部虽是学校,却处在多股军警力量的活动范围内。三里坪有航空特务旅,昭宗祠附近驻有海军陆战队,龙王庙一带还有宪兵力量。单凭一支土匪队伍,很难承受正规武装的反击。
为增加胜算,张家堂联络了华杆子张秀发、文杆子五邦首、张子阳、罗炎等人,又请来有从军经历的杨盛明。杨盛明熟悉军事行动,懂得侦察、占领制高点和安排退路。各路人马在桃花坪集结时,人数已超过百人,性质也从普通抢掠变成了一次有组织的武装行动。
这支队伍先在女生部周围观察地形,随后控制附近高处。午夜前后,土匪闯入女生部,持续劫掠一个多小时,并带走十余名女学生。附近军警并非毫无察觉,问题在于没有及时出动。有的躲在碉堡中放枪,有的等到土匪撤离后才追赶,甚至抓来当地青壮年走在前面充当掩护。
案发第二天,消息上报到南京方面,也引起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重视。蒋介石要求限期破案、救回被掳学生,宋美龄也要求严惩凶手。程潜、陈明仁等人据说同样作了批示。命令层层下达,真正执行时却被地方关系网不断削弱。
芷江县特警队长焦效堂长期与地方土匪往来,对各股势力的情况十分熟悉,却没有彻底清剿,反而默许他们在划定范围内活动。此次案件发生后,他一面派人进剿,一面又托人向匪首喊话,要求交回学生。这样的安排看似两手准备,实际上给了对方预警和周旋的空间。
特警队接近匪窝时,带路的金厂坪保长张实书与杨盛明交情深厚。行动即将展开之际,他故意制造枪声,向土匪通风报信,导致突袭落空。土匪仓促撤退,留下六名女学生。另一路人马通过谈判,又使杨盛明交出其余学生,军警于是有了可以上报的“结果”。
更荒唐的事情随之发生。真正的匪首没有被捕,办案人员却抓捕农民,逼迫他们承认与土匪有关,甚至牵连家属。余驼子和余占彪后来因学生指认被捕,并被枪决,但组织抢掠的张家堂、杨盛明等人依旧在外活动。
张家堂对此并不满足,认为焦效堂有意为难自己,竟带人攻入芷江县城。地方军警接连退让,正规部队也未能迅速夺回城池。蒋介石得知后限令海军陆战队在3月5日前完成清剿,否则依军法处置。战事拖到3月4日,进剿仍没有实质进展。
在军法压力下,地方官员带着委任状与张家堂谈判。张家堂起初拒绝见面,经过多人斡旋才同意接触。谈判结果出人意料:这股土匪被改编为保安第五旅,张家堂任旅长,杨盛明任副旅长。昨日还在攻城掳掠,转眼便取得了军队名义。
海军陆战队此前没有拿出足够战果,却必须向上级提交报告。为避免承担责任,相关人员把抓捕百姓、制造“战果”的做法写进材料,最终竟获得嘉奖。国立二十中女生部案件由此被包装成一次“剿匪胜利”,而真正的组织者却凭借改编获得了军职。
案件过后,柳树坪的学校声誉受到严重冲击,学生陆续离开,国立二十中再难维持原有规模,后来迁往重庆。校园迁移了,留下的却不只是几间空教室:一名底层雇工传出的消息,牵动了地方武装、军警系统和上层命令,也暴露出抗战后方某些地区治安体系的失灵。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