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南京城内,唐生智面对守军将领反复强调,南京必须坚守。此时日军已经逼近城下,守军疲惫不堪,城防也在炮火中不断崩塌。几天之后,南京失守,唐生智却没有被蒋介石处决;同样是高级将领,韩复榘放弃山东后,却在1938年1月被捕并遭军法处死。差别不只在战果,更在于有没有奉命行动。
南京保卫战开始前,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公开表示,南京是国都,必须组织抵抗。面对蒋介石,他还说过:“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撤退。”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拿来证明他失职,但事情并不能只看这一句。
南京的战略价值,与山东完全不同。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后,日军沿沪宁线推进,南京已经处在正面压力之下。蒋介石起初确实希望通过保卫南京,争取国际关注,也鼓舞国内士气。但到了12月,日军从多个方向压迫,守军缺少坚固纵深,外围阵地相继失守,继续死守很可能把有限兵力全部消耗掉。
12月11日前后,蒋介石已经考虑南京守军撤退问题。唐生智接到命令后,开始安排部队转移。12月13日南京失守,城内撤退秩序严重混乱,许多官兵无法按照计划离开,唐生智本人也承担着指挥混乱的责任。不过,从军事责任的性质看,他的撤退属于奉命调整,并非擅自放弃战区。
蒋介石随后发表声明,解释南京失守不会改变继续抗战的方针,政府和军队将转移到新的地区。这个决定有保存实力的考虑,也有把南京作为政治象征的因素。唐生智打了败仗,却没有违抗最高统帅的明确命令,因此没有被当作临阵脱逃处理。
韩复榘面对的局面,却是另一回事。
1937年12月,日军突破黄河防线,山东局势迅速恶化。韩复榘当时担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还兼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手中掌握着相当数量的部队。济南是山东省会,也是连接华北与鲁南的重要节点。守住济南,至少可以迟滞日军南进,争取后方部署时间。
问题在于,韩复榘没有按照上级命令组织坚守。蒋介石得知日军渡过黄河后,曾急电要求他防守济南。可是韩复榘下令南撤,等到军令送达时,他已经离开济南。李宗仁要求他依托泰安继续抵抗,韩复榘却反问:“南京不守,何守泰安?”蒋介石再次要求死守泰安,韩部又继续后退。
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战场失利,而是连续拒绝执行命令。济南失守后,韩复榘的部队没有形成有效阻击,日军很快向山东腹地推进。对一个拥有较大兵力、负责重要战区的将领来说,保存部队固然重要,但擅自撤退等于把整个战区的防务置于个人判断之下。
有意思的是,韩复榘并非没有抗日言论。他曾表示,谁要把他当作汉奸,便是看错了人。可战场上,真正决定评价的不是几句激烈表态,而是接到命令后怎么做。军阀时代形成的地盘意识,使他更看重保存自己的部队和实力,这种习惯与全面抗战所要求的统一指挥发生了直接冲突。
蒋介石对韩复榘的不满,也并非从济南失守才开始。韩复榘曾在西安事变时通电响应张学良、杨虎城,后来又与地方实力派保持复杂联系。有关他与日方接触的传闻,虽不能直接当作定罪依据,却加深了蒋介石对他的疑虑。济南撤退由此成为爆发点,军事责任和政治不信任叠加到了一起。
1938年1月,蒋介石在开封召集华北部队高级军官开会,韩复榘被当场扣押。随后,蒋介石下令将其交付军法处理并处决。这个处置带有明显的震慑意味:抗战已经进入全面阶段,任何战区将领都不能把所属地区当成私人势力范围,更不能在没有批准的情况下连续撤军。
唐生智丢失南京,责任在于防守失败和撤退混乱;韩复榘丢失山东,则被认定为违抗命令、擅自退却。两场败仗的后果不同,根子就在这里。敗仗本身未必等于死罪,违令和动摇统一指挥,才触碰了当时军法与政治共同划出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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