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8日上午,福建长汀中山公园,瞿秋白穿着干净的黑色对襟褂、白色短裤和黑布鞋,在押解士兵的监视下走到凉亭前。临近刑场,他没有仓促,也没有失态,反而坐下来吃饭、饮酒,并留下了一张神情平静的照片。
这张照片的意义,不只在于一个人面对死亡时的镇定。更重要的是,照片背后藏着一场持续近四个月的较量:瞿秋白曾经化名蒙混敌人,甚至一度看到了获释的可能,却因叛变者供出线索,身份最终暴露。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留在中央苏区及闽西一带的部队,仍要在敌军封锁中坚持斗争。瞿秋白患有肺结核,身体并不好,却没有随大部队转移,而是承担了留守和转移中的任务。
1935年2月11日,瞿秋白与何叔衡、张亮、周月林等人化装成商人,从会昌县小密村出发,向福建永定方向转移。他们白天隐蔽,夜间赶路,沿着崎岖山路前进。疾病和疲劳叠加在一起,行程异常艰苦。
2月24日清晨,一行人抵达水口乡小迳村。连续多日奔波后,大家决定停下来煮些稀饭。这个看似平常的举动,却给了地方武装可乘之机。水口一带正是国民党保安部队活动区域,消息很快传到了营部。
李玉率兵包围村庄,护送人员奋力抵抗,队伍很快被冲散。何叔衡在突围中坠崖,壮烈牺牲;邓子恢熟悉当地道路,得以脱险。瞿秋白、张亮、周月林藏入山林,仍被敌军搜出,押往水口乡关押。
被捕之前,他们已经商定了应对办法。瞿秋白自称“林琪祥”,说自己是被红军俘获的医护人员;周月林化名陈秀英,张亮则称自己是经营香菇生意的商人。面对审讯,三人各有说法,彼此之间又能相互照应,敌人一时难以找到破绽。
“你究竟是什么人?”
“只是被红军抓去做事的医护人员。”
瞿秋白回答得很平静。他知道,自己一旦承认身份,敌人就会立刻改变处置方式。更麻烦的是,地方武装还想把这几名俘虏当成发财和邀功的机会,并未马上向上级报告。
保安团团长钟绍葵赶回后,见瞿秋白身边曾有武装人员护送,便判断他绝非普通人员。但眼前这个人身材瘦弱,说话斯文,怎么看也不像带兵的人。瞿秋白抓住这一点,编出一套前后相连的口供,使对方没有立即确认他的真实身份。
钟绍葵打起了另一番算盘。他想私下处理此事,既可以占有搜出的财物,也可能通过收取钱款让“林琪祥”等人获释。于是,他提出可以办理保释。
瞿秋白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以“林琪祥”的名义写信,设法通知上海的鲁迅、周建人以及妻子杨之华。杨之华接到消息后,立即筹措钱款,准备衣物,并托人办理保释所需的证明。周建人也与鲁迅商量营救办法。
当时的鲁迅已经预感到,事情不可能简单。只要瞿秋白的身份没有被确认,尚有周旋余地;一旦消息传到更高层面,营救便会变得极其困难。遗憾的是,敌人的审讯并未停止,线索也在另一处迅速汇集。
1935年4月,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在武平县大禾梅子坝附近牺牲,其妻被捕后遭到审讯。与此同时,曾在中央苏区做过炊事工作的郑大鹏已经投靠钟绍葵。有一次,他把饭送进监狱,看到瞿秋白后认出了这位曾经熟悉的领导者。
叛变者的供述,加上郑大鹏的指认,使“林琪祥”的身份再也无法隐藏。钟绍葵不敢继续私自处理,急忙把瞿秋白押往长汀,交给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此时,上海方面正在办理的保释,也随之失去了意义。
宋希濂曾是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师生再次见面,身份却完全倒置。宋希濂称他为“秋白先生”,瞿秋白回答:“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先生,而是你的阶下囚。”这句话既是回应,也是对现实处境的准确判断。
刑讯没有换来有用情报,劝降也同样没有结果。1935年5月17日至22日,瞿秋白在狱中写下《多余的话》,回顾自己的思想经历和革命道路。他请求纸笔,不是为了求生,而是要把尚未完成的思考留下来。
宋希濂曾劝他改变立场,瞿秋白却反过来谈论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想。宋希濂后来感到不安,担心继续把他关在师部,会让更多人受到影响。蒋介石方面不断催促处决,宋希濂最终决定于6月18日执行命令。
6月17日晚,宋希濂派人送来酒菜,并告知次日将执行枪决。瞿秋白没有惊慌,只说自己早已料到这一天,还提出为这场“送行”举杯。对宋希濂而言,这或许是一次劝降的终结;对瞿秋白而言,生死已经不再需要反复权衡。
6月18日清晨,他写下绝笔诗,在末尾署名“秋白绝笔”。随后,他被押往中山公园。现场记载称,他在凉亭前独自饮食,谈笑自若,神色与平日没有明显不同,随后从容走向刑场。
走到长满杂草的空地后,瞿秋白环顾四周,对行刑人员说:“此地很好。”这位曾主持党的重要工作、主持上海大学工作的知识分子,时年36岁。枪声响起,长汀城外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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