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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德昌

引言

合作勘查是地勘单位、矿业权人与社会资本之间最常见的合作方式,但“合作勘查协议”却往往无法囊括当事人真实的交易安排,继而导致合同定性的争议。同一份协议,可能被法院认定为合作勘查合同、探矿权转让合同、承包或出租合同、合伙协议、公司设立协议,乃至民间借贷。而定性一旦变化,合同是否需要审批、是否生效、能否解除、无效后果如何分担,都会随之改变。本文全面分析了合作勘查类裁判文书的典型案例,分析合作勘查合同定性与效力风险的5大类别、29个具体情形,并结合新《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新司法解释的变化提出防范建议。[1]

01.

合作勘查协议名实之争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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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勘查合同定性的核心问题,是合同是否处分了矿业权本身。按照合作形态,实践中大致可分为契约型(不设法人,按约定比例分享权益)、契约转法人型(约定日后设立项目公司并将矿权转入)、法人型(探矿权已作价出资至项目公司)和股权收购型。判断标准在于矿业权主体是否变更:不变更主体的,原则上属于合作勘查;变更主体或约定变更主体的,相关条款适用转让规则。

第一,关于定性方法:法院依职权、依合同主要权利义务定性,不受当事人一致陈述的约束。如最高法院在(2011)民一终字第81号案中认为,一审依据双方均认可的探矿权转让定性不妥,“对于合同性质,主要应当从合同内容出发,根据合同主体在合同中约定主要事项的性质进行判断,而不能仅根据合同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张确认”。该案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勘查成果可评估后转让给投资方,但最高法院认为这只是成果处置阶段的转让意向,“《合作勘查合同书》第十一条所嵌入的这一意向性表示,不能影响案涉合同表述的合作勘查合同的性质”,合同无需审批、有效并应继续履行。

第二,约定的是收益权益而非矿业权本身,或者只转让股权、矿业权主体不变的,不属于矿业权转让。如沈阳中院在(2020)辽01民终15486号案中认为,协议约定双方在探矿权中的权益比例为75%、25%,但“没有明确的转移探矿权的意思内容”,结合协议另行约定探矿权转入项目公司,“至少可以反证上述第二条处分的并非探矿权本身”。乌鲁木齐中院在(2023)新01民终6665号案中亦认为,转让矿业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探矿权的权利主体亦未发生变化”,不构成探矿权转让或无权处分。

同时,也有法院将包含股权转让安排的合作协议整体定性为矿业权转让合同,但效力结论并无不同。如甘肃高院在(2022)甘民终555号案中认为,协议中的股权转让“只是合作勘查的具体形式,并非单纯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定性为矿业权转让合同”但仍认定有效(详见本文第二部分)。新解释施行后,合作与转让合同均依第五条自成立时生效,定性主要决定矿业权人是否负有转移矿业权的义务及是否受转让限制。

第三,关于名为合作、实为承包或出租:投资方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矿业权人只收取固定收益、不承担风险的,法院可能穿透认定为承包、出租,进而认定无效。如武宁法院在(2016)赣0423民初1761号案中认为,“有的当事人没有采取签订转让合同的方式,而是采取承包、联营、租赁等方式,实际上变相转让探矿权、采矿权”,案涉协议约定投资方自主经营、矿业权人不参与,属于将探矿权承包给无资质个人,应属无效。天水中院在(2018)甘05民初39号案中则指出,矿业权人“不论盈亏均获取固定数额的收益”,“涉案合作探矿合同实质为矿业权出租的行为”,因个人投资方不具备资质而无效。

特别是,原矿业权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承包、租赁合同仅在矿业权人只收租金、承包费,放弃矿山管理、不履行安全生产和生态修复等法定义务时才认定无效。2026年解释第五条列举的合同类型未明确提及承包、租赁,新法事实下的评价标准尚待观察。

第四,合作勘查可以构成合伙合同关系,但不当然适用联营规则,也不当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如最高法院在(2015)民二终字第120号案中认为,案涉协议未约定各方共同投资、共同经营,“不符合联营合同的构成要件”,一审据联营合同司法解释认定无效不当。西宁城中法院在(2023)青0103民初1289号案中认为,联合勘查开发协议系“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协议”,双方确立合伙合同关系,且“铜矿合伙勘查开发权益财产份额的转让并不必然导致探矿权主体的变更”。但对外而言,如大兴安岭中院在(2022)黑27民终72号案中认为,双方合作“既不属于个人合伙,也没有成立合伙企业”,“应按照约定各自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地勘院无需对合作方拖欠的施工款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关于借款与投资:合作项目中的资金往来,有书面借据的可以单独认定为借贷,与合伙结算并行。如南宁中院在(2021)桂01民终854号案中认为,合伙一方垫付合作款后由对方出具的借条,“其形式和内容上均表现为典型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特征”,并认为“虽然案涉借贷款项与双方合伙投资项目有关,但本案借贷的认定及处理,并不影响双方今后对合伙项目的据实结算”。

第六,关于契约转法人与法人型合作:项目公司设立前后,合同性质与权利基础可能分段认定。如陕西高院在(2019)陕民终269号案中认为,合作目的是成立项目公司共同勘查开采,探矿权仍在国有地勘单位名下,“案涉《合作协议》并没有矿业权转让的实际内容”,属于合作合同。黔西南中院在(2021)黔23民终737号案中则分段认定:签订《协议书》时三方均非探矿权人,“不存在用探矿权合作的问题,《协议书》应属公司设立协议范畴”;其后一方取得探矿权再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书》符合矿业权合作合同的特征,应认定为矿业权合作合同”。签约时尚未取得矿业权的合作在新解释下的效力,见本文第二部分第七。

特别的,在契约型与法人型权利并存时,投资方取得项目公司股权,不当然等于放弃合作合同项下的收益分成。最高法院在(2019)最高法民终1986号案中认为,“回收勘查投资款与分配探矿权转让收益是两项不同的权利”。另一方面,记载出资额和持股比例的收条,也可能被认定为股权投资协议,出资人不能随意撤回出资。例如,最高法院在(2016)最高法民再217号案中认为,“该《收条》虽名为收条,实际系四人签订的对于业之峰公司的股权投资协议书”。

02.

审批、备案与合同生效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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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勘查合同效力争议中最常见的抗辩是未经审批、未备案。对此,应首先确定法律事实发生在2025年7月1日之前还是之后。旧法事实适用原矿业权解释,分三个层次:合作勘查合同本身无需审批;合同中的转让条款适用转让合同规则;转让合同未经批准不影响约束力,但不能据此请求变更登记,当事人可请求履行报批义务或在不能获批时解除。新法事实则适用2026年解释第五条:矿业权转让、出资、抵押或者合作勘查、开采等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国家另有规定、矿业权出让合同另有约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生效后矿业权人未依约转移矿业权的,相对人可请求继续履行,经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不履行的,可请求解除并追究违约责任。争点由此转向是否存在上述例外,以及转移义务能否履行。

第一,关于备案:备案是管理性要求,不是生效要件。如最高法院在前述81号案中认为,相关法律法规对合作勘查合同要求备案而非审批,“备案本身并不创设权利,因而也不是合同生效的要件,故该合同备案与否,并不影响其效力”。原矿业权解释施行后,地方法院普遍依其第十三条认定合作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如海城法院在(2019)辽0381民初9454号案中认为,合作开采无需报经主管部门批准,“合同成立之日即生效”。新司法解释对此无实际影响。

第二,关于转让条款单独评价:旧法事实下,合作合同中的转让条款未经批准的,仅该条款未生效。如广州中院在(2019)粤01民终4853号案中认为,合作合同约定投资方购买90%探矿权权益,“《风险勘查合作合同》中关于探矿权转让的约定成立但未生效,其余约定仍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纠正了一审关于整个合同成立未生效的认定。六安中院在(2016)皖15民终1133号案中亦认为,除转让部分外,“应认定《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中涉及探矿权以外的其他内容依法成立并生效”。新法事实下,转让条款与其余条款一并自成立时生效,风险转化为能否履行转移义务的问题。

第三,转让合同效力方面,在旧法事实下,当事人仅以未经批准为由主张无效的,法院通常不予支持。如最高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终889号案中认为,探矿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自依法成立之日起具有法律约束力”。甘肃高院在前述555号案中依原矿业权解释第六条认为,“矿业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不以是否经过主管部门批准为判断标准,而应依合同法关于合同效力的相关规定予以认定”,并指出《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只是部门规章,并非行政法规”。新法事实下,转让合同不仅不因未批准而无效,而且自成立时生效。

特别是,部分地方法院在旧法事实下仍以未经批准即未生效处理。如济南中院在(2020)鲁01民终2391号案中认定未经批准的探矿权转让合同未生效,当事人无权要求继续履行或承担违约责任,“仅能要求对方履行报批义务”;成都青羊法院在(2022)川0105民初23109号案中亦认定“案涉《合作协议》成立但未生效”。存量纠纷在这些地区应围绕履行报批义务、解除并返还设计诉请;而新法事实下,这一分歧应当消除。

第四,关于报批义务:旧法事实下,报批是探矿权人的主要义务,不以对方付款为前提,约定由受让方办理的应解释为代为办理。如最高法院在前述889号案中认为,“完成探矿权评估及探矿权转让报批义务并不以支付转让款为前提,且系中南勘查院的主要合同义务”,约定由受让方办理的,“其真实意思应为由受让人代为办理转让、变更报批手续”。法人型合作中,项目公司可依原矿业权解释第七条请求股东履行报批义务。如木里法院在(2024)川3422民初28号案中认为,探矿权人作为股东“未能按期履行完毕探矿权的变更登记手续”,判令其限期申请报批;但项目公司请求自行申请报批,法院认为“属于公司内部约定及职责分工问题”。新法事实下,报批条款的功能由效力保障转为履行安排,项目公司可依第六条直接请求转移矿业权,889号案的解释思路仍可参考。

特别是,并非所有关于矿权变更的约定都能请求履行。如黔西南中院在前述737号案中认为,补充协议未签订转让合同、未约定转让价款,相关条款“属于订立转让合同的意向性表示”,合作方请求履行报批义务不予支持。

第五,未报批及不能获批的后果:已经丧失获批可能的,合同可以解除并返还款项;但投资方自身违约的,不能借报批问题脱身。如前述2391号案中,探矿权已依另一份合同变更至第三人名下,济南中院认为原合同“丧失了生效的可能性”,判令解除并返还款项及利息。而在前述269号案中,投资方援引原矿业权解释第八条以对方未报批为由主张解除,陕西高院认定合同并非转让合同,且投资方自身欠付补偿款,“作为违约方,其解除合同的请求显然不应得到人民法院支持”。新法事实下,矿业权已转让给第三人并登记的,受让人可依第七条请求解除、返还转让款并追究违约责任。

第六,为备案另签的合同与实际履行的合同不一致的,以双方真实意思为准。如前述4853号案中,双方备忘录载明“2010年10月12日签订的合同仅用于向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备案使用”,法院据此以实际约定的9月29日合同确定权利义务。但这可能引发监管风险。

第七,关于签约时尚未取得矿业权。旧法事实下,原矿业权解释第五条规定未取得勘查、采矿许可证签订合同将矿产资源交由他人勘查开采的无效,但法院对非权利人签约的处理宽严不一。如肇庆中院在(2018)粤12民终1685号案中维持一审认定,认为与地调院合作勘查的投资方再与他人签订风险合作探矿协议,“鸿富矿业公司作为资金投入方并不当然取得探矿权”,协议无效。而最高法院在(2017)最高法民终601号案中,考虑到合法探矿权人对层层合作未表示异议并持续收取管理费等因素,认为“金丰公司关于《合作勘探合同》违法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签约时探矿权已过期的,甘肃林区中院在(2025)甘75民终1号案中认为,“故案涉联合探矿协议中涉及承包石灰窑-幺水沟-带金矿的部分应属无效”,而对签约时仍有效的另一探矿权,“双方关于承包经营该部分探矿权的约定依然有效”。

特别是,2026年解释第三条对此作了区分,先合作、后办证的结构须分三种情况评估。首先,以将来取得的矿业权进行合作勘查、开采或者转让,当事人仅以订约时尚未取得矿业权为由主张无效的,不予支持,前述737号案中各方约定共同出资购买探矿权的安排即属此类。其次,对尚未设置矿业权的矿产资源签订合同实施勘查、开采的,因违反新《矿产资源法》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而无效。第三,矿业权已经设置但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第1款并不直接适用,效力应结合矿业权人是否同意判断。但是,签约时矿业权已因期满消灭的能否适用第1款,尚待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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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禁采区、自然保护区与生态红线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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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法事实下,原矿业权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内勘查开采矿产资源,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新法事实下,2026年解释不再单列环境公共利益,而改以违反《国家公园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等强制性规定为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内勘查开采合同无效的依据。同时,还应区分时点:签约时已在保护地内的,应认定无效;签约后才被划入、矿业权依法退出的,矿业权人可请求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补偿,争议转向合同解除与补偿款分配。

第一,探矿权位于自然保护区内的,合同无效,行政审批不能补正。如山东高院在(2020)鲁民再581号案中认为,探矿权大部分位于黄岗梁自然保护区,取得时间晚于保护区设立时间,“该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将对自然环境和生态造成严重破坏,损害环境公共利益”,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其中已经批准并办理变更登记的后一份合同亦不例外。最高法院在(2015)民二终字第167号案中亦持此立场,且不区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新司法解释下,矿区位于生态保护红线、风景名胜区但不属于自然保护地的,能否仍认定无效有待明确。

第二,效力认定是再审改判的高发点。例如,在前述581号案所涉纠纷中,一审认定合同有效并判决解除,二审改认成立未生效但仍判决解除,山东高院再审认为,“无效合同不存在解除问题,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有效、二审法院认定合同成立未生效,并判令合同解除不当,应予纠正”。一审、二审胜诉的利息判项可能在再审中落空。

第三,双方均明知矿区位于保护区的,各自承担损失,投资方利息通常无法获偿。前述581号案中,山东高院判令返还定金、转让款和探矿权价款,但认为“因双方对涉案探矿权在自然保护区内是明知的,均对合同无效存在过错,因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应当各自承担”,撤销了原审支持的利息;对已登记在投资方所设公司名下的探矿权,认为“虽然因生态环境保护需要,探矿权被停止,但相应的矿业权益仍然存在”,判令归原探矿权人所有。

第四,生态红线划定导致的延续迟延不当然构成违约,法院也不应主动适用情势变更。如山东高院在(2020)鲁民终759号案中认为,矿业权人已在到期前申请延续,“探矿权延续许可延期并非昌鑫公司迟延履行或其他违约行为造成”,投资方无权解除;并指出“原审法院在当事人没有提出相关诉求的前提下主动适用情势变更解除涉案合同,属于适用法律不当”。特别的,新法事实下签约后被划入保护地的,合同效力不受第四条影响,但补偿请求权依第二十条归属矿业权人,投资方只能依合同主张分配。

第五,主张合同因位于敏感区而无效的一方应承担证明责任,主管部门复函是关键证据。如乌鲁木齐新市区法院在(2018)新0104民初10325号案中,依调取的生态环境厅和林草局复函,认定探矿权不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无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故对新疆辰拓公司关于作业范围在生态敏感区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投资方应继续支付剩余补偿款。新法事实下,复函还应载明保护地设立或调整时间。

特别应注意的是,原矿业权解释第十八条和2026年解释第四条规制的都是勘查开采约定,矿业公司股权转让本身不因目标公司矿区位于禁采区而无效,但受让方须自担明知的政策风险。

04.

国有主体与国资程序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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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勘查中,探矿权人多为国有地勘单位或国有矿业企业,其签约须履行评估备案、上级批复、内部决策和公开交易等程序。从案例看,国有主体以程序瑕疵事后否认合同效力,通常得不到支持;但国家出资形成的探矿权在转让环节受到有偿处置和公开交易的刚性约束。

第一,地方政府文件和国资内部文件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如最高法院在前述81号案中认为,地勘单位倒签合同规避省政府会议纪要,不构成恶意串通,“陕西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不属于法律和行政法规,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合作勘查合同“未涉及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未出现损害国家利益情形”。海城法院在前述9454号案中亦认为,国资局要求终止合同的通知“系海城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内部文件,对双方当事人订立的合同无约束力”。

第二,国有主体获益后否认效力的,法院通常以诚实信用原则予以否定。如最高法院在前述120号案中,地勘院在探矿权转让获得7.6亿元首期价款、已向合作方县政府支付1.32亿元收益后,又主张合作协议无效,最高法院认为县政府全面履行了义务,“不能因其人民政府的身份而有所不同”,地勘院的主张“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第三,如涉及国有资产处置审批的,自筹资金形成的勘查成果不当然属于须经审批处置的国有资产。如铜鼓法院在(2015)铜塅民初字第44号案中,地勘大队以处置国有资产未经审批、对方系在编人员为由主张协议无效,法院认为探矿权系按约自筹资金、合作取得,转让收益“并非国家的事业单位拨款形成的非经营性资产,不涉及对国有资产的处置”,判令按约支付收益分成。肃州法院在(2022)甘0902民初931号案中,国有控股的矿业权人曾以补充协议未经领导班子集体讨论为由否认其效力,但法院以其他理由驳回起诉,未对该抗辩作出认定。

第四,关于国家出资探矿权,若转让须先有偿处置,并可能应依法公开交易。如最高法院在前述889号案中查明,案涉探矿权以申请在先方式取得、勘查以国家出资为主,须先有偿处置缴纳价款,且依省国土资源厅批复,“如要转让探矿权,须到省级国土资源交易市场公开竞争转让”;地勘单位未在期限内完成有偿处置,被认定违约。前述1289号案中,投资方垫付的国家出资权益价款被法院与其应付款项相互抵销。新法事实下,此类要求能否构成2026年解释第五条所称国家另有规定尚待明确,稳妥的做法是将其完成约定为付款或转移登记的前提。

第五,关于地勘单位改制与违规处置。改制中的产权转让不等于探矿权转让,违规转让探矿权的,按评估价值和出资比例赔偿。如北京三中院在(2019)京03民终15166号案中,地勘公司上级单位在改制中转让其80%产权,法院认为探矿权仍登记在地勘公司名下,“该转让价款的性质系公司产权转让对价,并非探矿权转让对价”,收益分享条件未成就。相反,在前述1986号案中,地勘单位私自转让探矿权,最高法院在确定投资方损失时指出,“该分成应当依据其实际出资比例进行计算”,维持了按评估价值4.747553亿元乘以20%计算的9495.106万元赔偿和20%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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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缔约主体瑕疵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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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勘查的缔约主体常不规范:签约的不是矿业权人,出资的不是签约人,签约人借用他人资质,或由分支机构、前法定代表人签字。对此,法院主要关注矿业权人是否知情同意、权利外观是否足以使相对人信赖,以及主张权利的一方是否为合同当事人。新法事实下,谁是矿业权人以登记簿为准:依2026年解释第八条,受让人自矿业权事项记载于登记簿时取得矿业权,证书与登记簿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登记簿为准。

第一,对于非矿业权人缔约:经矿业权人同意的,可以构成新的合作关系;非矿业权人处分自身合作收益有效,但对矿业权人没有约束力。如海城法院在前述9454号案中认为,签约方并非矿业权人,但采矿权人知晓并同意,“实际上相当于作为矿业权人的海镁总厂引入了原告西洋公司作为新的合作方,构成了新的三方合作关系”。最高法院在(2015)民提字第205号案中认为,上游合作方将其油井收益保留给下游合作方,“属于对自身财产权的处分,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但交付井场管理权的约定,因矿业权人“并非《转让合作协议》的合同当事人且对此明确表示反对,故该约定对延长油矿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二,个人作为合作方的,可以依约分享收益,但作为受让人或承租人的安排风险很高。如前述44号案中,法院认为在编不在岗的个人与地勘大队合作找矿“不属于经商、办企业的情形,而是一种提供个人劳务的行为”,且“原告现在并未主张对涉案探矿权的共有权,仅要求分享探矿权的转让款”,收益分成请求获得支持。而在前述1133号案中,六安中院认为向个人转让探矿权“无法取得政府管理部门的审批”,个人受让方可据此中止付款。新法事实下,此类合同虽自成立时生效,但个人不能登记为矿业权人的,可能产生履行不能的风险。

第三,挂靠经营者以公司名义签约,同一交易在不同程序中可能得出相反结论。如肃州法院在前述931号案中,签约人系“以原告名义挂靠经营”,法院认为其承包探矿权的协议无效,“王旭转包探矿权行为应为无效”,并因其以公司代理人身份起诉“属于原告主体不适格”而驳回起诉。其后公司在补充协议中追认签约人身份,肃州法院在(2024)甘0902民初3170号案中却认为协议“只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内部约定,并不以转让探矿权为合同目的”,认定有效。

第四,权利外观可以通过工商登记查询核实的,相对人不能主张信赖。如新疆高院在(2019)新民终213号案中认为,前法定代表人在变更登记后以公司名义签订探矿权抵押合同,相对人只持有复印件材料,前法定代表人“缺乏使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权利外观”。与之相对,设立中公司签约的,公司成立后可以承受合同,如最高法院在前述81号案中认为,合作勘查合同“不因缔约时凯奇莱公司尚未设立而无效”。

第五,分支机构以自己名义签约收款后,不能以不具备法人资格为由拒绝返还。如保定中院在(2019)冀06民终3452号案中认为,“邢台分院以自己的名义订立协议收取款项,现以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进行抗辩,理据不足”,判令国有地勘院分院返还押金等15.5万元。

第六,名义当事人与实际投资人不一致的,实际投资人不能越过名义当事人直接主张合同权利,也不能直接主张探矿权侵权。如前述3452号案中,保定中院认为实际投资人“突破其与大华公司、张某之间的内部关系而独立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主张合同权利,于法相悖”。凉山中院在(2021)川34民初38号案中认为,在因水电站压覆探矿权提起的侵权之诉中,“因海某非案涉探矿权的合法矿业权人,故其不是本案适格原告”。新法事实下,名义探矿权人以登记簿为准(第八条),压覆补偿和收回、退出补偿(第二十条)的请求主体均为矿业权人,投资方权益只能通过合同实现。

特别是,受让矿业公司股权或合作权益前,投资方负有合理审查义务,这也符合并购中通常的“买者自负”原则。如最高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终1342号案中认为,目标公司仅与地勘单位签订了合作协议、并未取得探矿权和采矿权,受让方基于他人口头陈述即受让股权,“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应当自行承担商业交易风险”。权证分离后,审查对象应扩展到登记簿。

06.

合作勘查定性与效力风险的防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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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范合作勘查合同被重新定性或被认定无效,结合上述案例与新解释,我们为合作各方提出以下建议。

(一)先确定合作形态与矿业权状态,再写合同名称

合同名称不决定合同性质。建议签约前明确选择以下形态之一,并使条款与形态一致:①契约型合作,不变更矿业权主体;②契约转法人,约定设立项目公司及矿权转入的条件和期限;③法人型合作,探矿权作价出资至项目公司;④股权收购。合同中不宜同时出现探矿权权益转让、按股份比例享有矿权、共同共有探矿权等相互冲突的表述。区块尚未取得矿业权的,应写明取得路径、期限和退出安排,取得前不得进场勘查。

(二)转让条款与合作条款分开约定

涉及矿业权主体变更的约定,应写入独立条款或另行签订转让合同,明确价款、受让人、转移登记责任人和期限。存量合同应约定转让条款未获批准不影响其他条款效力;新签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条款应围绕转移登记义务、催告期限、不能转移时的解除与返还设计;希望以批准或登记作为生效条件的,可以另有约定但须明确写出。成果处置阶段只保留选择权的,应明确为意向。

(三)用条款结构避免被认定为承包或出租

矿业权人应保留矿山管理权,履行安全生产、生态修复等法定义务,避免一次性固定收费、不担风险的收益结构。投资方为个人的,宜通过项目公司签约,避免个人直接承租、受让探矿权。

(四)核查生态区位,约定划入后的补偿分配

签约前应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草等部门查询矿区与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的关系及设立时间,将复函作为合同附件,结论不确定的以书面确认为付款前提。因补偿请求权只属于矿业权人,合同还应约定签约后被划入保护地时补偿款的分配比例、投资回收顺序和矿业权人的申请、通知义务。

(五)国有主体合作须程序前置

国有地勘单位和国有投资方应在签约前完成评估备案、上级批复、内部决策程序,并将文件列为合同附件;涉及国家出资探矿权的,应明确有偿处置、权益价款承担和公开交易路径,并将其完成约定为付款或转移登记的前提。

(六)规范缔约主体与授权

签约前查询矿业权登记簿,核实对方是否为登记的矿业权人,不以证书复印件替代;非矿业权人签约的,应取得矿业权人书面同意并使其作为合同一方。代理人签约的,应核验授权原件并查询工商登记;挂靠、代持安排应书面化;分支机构签约的,宜由法人本部盖章或授权。

(七)不同主体的防控侧重

从案例看,法院并不因所有制不同而区别适用效力规则,国有主体以上级文件、内部文件或程序瑕疵否认合同效力的,在本文梳理的案例中均未获支持;但国资程序、国家出资探矿权的处置限制以及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使各方防控重点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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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注释

[1]最高法院在(2011)民一终字第81号案中还指出,“由于国家法律对矿产资源的合作勘查与探矿权转让条件的规定存在重大区别”,合同性质的认定错误将直接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2]天水中院在(2018)甘05民初39号案中同时认为,即便双方为合作探矿关系,“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将合作探矿行为界定为探矿权转让”,而探矿权取得未满两年、未经批准,且“周某不具有法律规定的资质条件”,合同亦属无效。该案判决作出于原矿业权解释施行之后,仍沿用了将合作视为转让的思路,可见地方差异。

[3]广州中院在(2019)粤01民终4853号案中认为,地质调查院享有探矿权是双方履行合作合同的前提,主管部门决定不再批准延续探矿权保留期,故合同“失去履行的前提和基础”,地勘单位被判退还337.3万元。

[4]山东高院在(2020)鲁民再581号案中认为,案涉探矿权位于自然保护区内,“属于违法标的”,不能再进行变更登记,故探矿权不再返还;但基于转让价款应予返还,相应矿业权益归原探矿权人所有。

[5]最高法院在(2019)最高法民终1986号案中认为,“167号刑事判决已查明一八六公司出于不当目的违规转让案涉探矿权”,该行为违反了合作勘查合同关于任何一方不得私自出让勘查成果的约定。

文章脚注

[1]最高人民法院已发布《关于审理矿产资源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6〕2号,以下简称“2026年解释”)。依照该解释第二十三条,2025年7月1日新《矿产资源法》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纠纷,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而新签合同和新法事实须按新解释重新评估。具言之,合作勘查、转让等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五条);以将来取得的矿业权合作有效,对未设置矿业权的资源签约勘查开采无效(第三条);自然保护地合同改以国家公园法等强制性规定认定无效(第四条);矿业权归属以登记簿为准(第八条)等均会对新的合作勘查协议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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