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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转让软件著作权,需要签订书面合同吗?

转让软件著作权,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未签订合同当事人也未实际履行的,不能认定著作权发生变动

阅读提示:

著作权有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之分。著作人身权因具有一般人身权的特征,不能转让、继承或遗赠。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则与其他财产性权利一样,可以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由权利人进行转让、许可或质押,从而为其带来经济利益。在软著纠纷中,如果权利人主张软著权利是由原始权利人转让而来,但缺乏书面转让合同,如何认定真实转让合意,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本期,李营营律师团队结合多年办理软件著作权案件的实务经验,并借由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审结的一则二审典型案例,与大家探讨在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中,如何认定著作财产权转让的真实合意。

裁判要旨:

转让软件著作权,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未签订合同当事人也未实际履行的,不能认定著作权发生变动。

案情简介:

1.2003年3月17日,唐某公司成立,本案被告陈某某及被告周某先后担任法定代表人。

2.2006年7月12日,唐某公司就4款接触网检测软件(简称2006年版网检软件)办理软著登记,该公司后于2016年4月注销。

3.2009年5月25日,原告国某公司成立,被告陈某某及被告周某等四人陆续加入该公司。

4.2009年9月22日,原告国某公司就4款同名接触网相关软件(简称2009年版网检软件)办理软著登记,登记开发时间为2009年5月30日,权利取得方式为原始取得。

5.2019年6月4日,原告国某公司认为四被告涉嫌共同侵害包括其2009年版网检软件在内的多款软件著作权,遂以软著侵权为由诉至成都中院。

6.原告将2009年版网检软件作为“权利软件2”,主张其从唐某公司处受让2006年版网检软件的著作权后,基于再开发形成该作品,并提交书面转让合同等作为受让依据。四被告主张,该软件实际是唐某公司开发的2006年版网检软件,该公司未向原告转让著作权,原告不是著作权人,无起诉权利基础。

7.2022年8月22日,成都中院审查认定,本案仅通过署名情况无法证实原告是该软件真实权利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国某公司不服,上诉至最高法院。

8.2024年10月9日,最高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争议焦点:

国某公司是否已经受让取得2006年版网检软件著作权?

法院裁判观点:

一、一审法院认为,针对2006年版网检软件著作权未订立书面转让合同,结合在案其他证据也不能证明原告受让取得该软件著作权。

关于著作权转让合同的合同形式,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2010年修正的著作权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关于“转让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应当订立书面合同”的规定,著作权可以转让,但应以达成合意为前提。在本案被诉侵权人即唐某科技公司的先后两任法定代表人陈某某、周某均否认唐某科技公司将2006年版网检软件的著作权转让给国某某某公司的情况下,国某某某公司应承担证明责任。虽然国某某某公司提供的《软件著作权转让合同》的首段中记载有“将唐某科技公司原有的软件著作权转让予国某某某公司”的表述,但该处“原有的软件著作权”是否包含2006年版网检软件,还需结合该合同其他条款予以确定。”

关于真实转行合意的审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软件著作权转让合同》首段之下的多项条款次第规定了唐某科技公司转让权利软件1、办理版权登记变更等义务。在“原有的软件著作权”不能被解读为“全部软件著作权”,且具体条款将合同标的明确约定为“权利软件1”的情况下,该份合同不能证明国某某某公司与唐某科技公司就2006年版网检软件著作权亦达成转让合意。同时,在案其他证据也不能直接或间接证明“唐某科技公司将2006年版网检软件著作权转让给国某某某公司”这一事实的存在。故一审法院对国某某某公司关于其合法受让2006年版网检软件著作权的主张不予支持,对被诉侵权人的相反主张予以支持。”

二、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转让软件著作权,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未签订合同当事人也未实际履行,认定未发生权利变动的法律效力。

关于转让合同应采取书面形式的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首先,根据2010年修正的著作权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转让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应当订立书面合同。根据2010年修正的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内容可知,该十三项权利均属于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另根据2013年修订的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转让软件著作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可见,无论是著作权法还是软件保护条例,均允许转让著作权中除人身权以外的财产权部分,前提是转让方和受让方须签订书面合同。”

关于权利软件2是否发生权利变动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国某某某公司成立后,唐某科技公司仅与国某某某公司就权利软件1的著作权签订软件著作权转让合同,唐某科技公司前后两任法定代表人陈某某、周某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过程中,均明确表示唐某科技公司从未将与接触网检测相关的网检软件著作权对外转让,国某某某公司亦承认未与唐某科技公司就后者持有的2006年版网检软件签订书面的著作权转让合同。可见,国某某某公司与唐某科技公司之间并不存在转让唐某科技公司2006年版网检软件著作权的书面合同,系双方当事人均不持争议之客观事实。在缺乏其他与软件权利转让相关事实之证据的情况下,应认为唐某科技公司2006年版网检软件著作权并未发生权利变动的法律效力,进而应认为唐某科技公司仅是将2006年版网检软件交由国某某某公司使用。”

关于双方是否实际履行,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果如国某某某公司所称,唐某科技公司以实际履行的方式将2006年版网检软件著作权转让给国某某某公司,则国某某某公司于2009年6月就网检软件取得的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上登记的权利取得方式就应当是“受让取得”,而非“原始取得”。并且,唐某科技公司如确有将2006年版网检软件著作权一并转让给国某某某公司的意愿,出于避免日后滋生不必要纷扰的考量,完全可以在双方签订的《软件著作权转让合同》中一并明确约定转让的标的物除权利软件1外,还包括2006年版网检软件。恰恰因为双方于2009年6月4日签订的《软件著作权转让合同》中记载的转让标的物仅有权利软件1(一审判决指代的5款接触网管理软件),并不涉及任何一款网检软件,故合乎逻辑的解释只能是:唐某科技公司在与国某某某公司签订《软件著作权转让合同》时,本就没有将2006年版网检软件著作权一并转让给国某某某公司的意愿和意思表示。因此,国某某某公司关于“唐某科技公司于2009年6月4日将2006年版网检软件著作权转让给国某某某公司”的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

综上,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法院原判决。

案例来源:

《成都某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陈某龙、周某等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二审判决书》[案号:(2023)最高法知民终811号]。

实战指南:

一、转让软件著作财产权,应当采取书面合同形式,合同中应当明确转让软件的具体名称及版本号。未订立书面转让合同或未明确约定名称,将处于权利未发生变动的被动局面。

本案中,原告主张权利软件系从案外人处通过书面转让合同继受取得,但书面转让合同的转让标的并未明确约定,是否包含权利软件。需要指出的是,与转让专利权、注册商标专用权需要进行登记及公告不同,《著作权法》并不强制要求对著作财产权的转让进行登记及公告,权利自书面转让合同生效后发生变动。在“一权二卖”甚至“一权多卖”的特殊情况下,合同有效且标的明确的在先受让人,通常可主张取得相应著作财产权。同理,相较于未签订书面转让合同的受让人,书面合同受让人在权属证明上更具优势。因此,转让软件著作财产权,为防范权属落空的法律风险,建议受让人采取书面合同形式,并在合同中明确转让软件的具体名称及版本号。

二、转让软件著作财产权,未订立书面合同的,应尽可能在合同履行时留存相关证据,受让人可据此主张合同已经实际履行。

本案中,原告在一审法院认定著作财产权转让未采取书面合同形式后,在二审中主张以实际履行补正合同形式瑕疵,但因缺乏合同实际履行的优势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并未认可该主张。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在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是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也就是说,合同书面形式的瑕疵,可以通过实际履行行为补正。此规则在学理上被称为履行治愈规则,是指欠缺法定或约定形式要件的合同,因当事人达成意思合致、存在履行的事实,而补正地使原本不能成立的合同有效成立。鉴于著作权法明确要求著作财产权转让采取书面合同形式,建议当事人在进行软件著作财产权转让时优先签订书面合同。若日后发生纠纷,此举将大幅降低待证转让事实的举证难度。如未签订书面合同或确实无法签订书面合同的,受让人应在履行过程中尽可能留存相关证据,如备注明细的汇款证明、双方沟通转让细节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明受让人已实际履行合同主要义务且对方已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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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营营律师团队专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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