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一处旧式住宅内,47岁的盛方颐吞下生大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曾是晚清重臣盛宣怀最小的女儿,也是盛家众多子女中最受宠爱的一个。这样的出身,按常理说足以让她一生衣食无忧,可她偏偏从富贵深处走向了困顿。

盛方颐的悲剧,并不是从婚姻破裂那天才开始。真正的伏笔,早在她幼年时便埋下了。

盛宣怀一生子女众多,早年忙于洋务、铁路、轮船和金融等事务,对子女成长难免有所疏忽。等到盛方颐出生时,他的事业已经有了根基,年纪也渐长,反而有了更多时间陪伴这个小女儿。

父亲的迟来关注,很快变成了过量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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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要什么,家里便尽力满足。衣食住行不用操心,身边有仆人照料,稍有不顺,父亲便出面安抚。盛家家大业大,钱财似乎取之不尽,盛宣怀很难相信,一个女儿会因为过分宽裕而失去应对生活的能力。

有一次,盛方颐因为心爱的玩具破损而大哭,盛宣怀赶忙哄她:“别哭,父亲再给你买一个。”

旁边的萧夫人听后提醒道:“孩子不能只知道满足,日后总要自己过日子。”

这句话并非责备,而是担忧。可惜,盛宣怀懂经营,却未必懂得如何把疼爱变成教育。他以为,只要留下足够的家产,女儿就能避开人生的大多数风雨。

问题正在这里。

真正的保护,不只是替孩子挡住麻烦,还要让她知道失望是什么,责任是什么,失去之后该如何重新站起来。盛方颐得到的物质太多,面对挫折的训练却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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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盛宣怀病逝。父亲留下的家产,使盛方颐仍然生活在优渥环境中,但父亲的庇护也随之消失。萧夫人把女儿当成了全部寄托,对她更加迁就。女儿不愿意做的事,没人强迫;女儿闯下的麻烦,也常有人收拾。

久而久之,盛方颐形成了强烈的自我中心。她并非没有聪明和见识,只是习惯了别人围着自己转,习惯了用钱解决问题,更没有学会承担选择的后果。

她后来爱上彭震鸣,外界常称其为“彭老七”。彭家早已不如盛家显赫,彭震鸣本人也没有稳定而可靠的事业,不过他喜欢京剧,擅长程派唱腔,在上海交际圈中颇有名气。盛方颐同样爱戏,两人因兴趣接近,感情很快发展起来。

萧夫人看得很清楚。她担心的不是门第差距本身,而是女儿只看到了风雅和情趣,没有看见婚姻背后的生计与责任。

她劝女儿:“会唱戏,不能等于能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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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方颐没有听进去。对她而言,母亲的反对像是对自己选择的否定。她坚持结婚,萧夫人最终只能妥协,并设法为女儿准备婚房、房产和车辆,希望即使女婿没有稳定收入,女儿也能过得下去。

婚礼办得体面,陪嫁也不薄。可婚姻不是一场排场,更不是一笔陪嫁就能稳住的买卖。

婚后,彭震鸣仍常在外应酬,夫妻关系逐渐恶化。盛方颐从小没有受过多少委屈,遇到丈夫冷落时,既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也缺少处理冲突的耐心。她试图用管束留住丈夫,结果却让矛盾不断加深。

在痛苦和失望中,她染上了吸食大烟的恶习。

这种依赖很快吞噬了她的生活。她不再关心家务,也很少顾及孩子,整日把自己关在屋内。家中财物一点点变卖,房产也陆续被处理,夫妻二人只花钱、不挣钱,原本丰厚的家底终于经不起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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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夫人在世时,还能替女儿收拾残局。她去世后,盛方颐失去了最后的经济支撑,也失去了那个始终替她兜底的人。富贵家庭的余荫,到这时已经变成了无法重新生长的旧账。

有人劝她戒掉恶习,重新生活;也有人提醒她,女人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可这些话来得太晚。多年养成的依赖,使她既无法离开婚姻,也没有力量改变婚姻,只能在怨恨、自责和麻醉之间反复挣扎。

1949年,她走到了生命尽头。关于她临终前的具体情形,后世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她因吞食生大烟自尽的说法,在相关家族记述中流传较广,终年47岁。

盛方颐不是因为贫穷才走向毁灭,她更像是被一种错误的富养方式困住了。父亲给了她财富,却没有教会她如何面对失去;母亲给了她照顾,却没有真正建立起她独立生活的能力。等到婚姻、家产和亲情相继失去,她便找不到可以支撑自己的东西。

她童年得到的,确实是盛家最丰厚的宠爱;可那份宠爱没有变成担当,反而成了她一生最难摆脱的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