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海南一处日军据点附近,16岁的陈金玉被日军从劳作队伍中带走。那时的她并不知道,所谓“战地后勤服务团”,并不是一份较为轻松的差事,而是一场有组织的强迫与凌辱。

日军占据当地后,强征百姓修路、种植水稻和蔬菜。陈金玉出生于1926年,是海南苗族人。她原本只是村里的普通姑娘,却因年纪轻、相貌清秀,被日军盯上。所谓“调去服务”,实际上意味着被剥夺人身自由。

据她晚年向调查人员讲述,进入据点后的第七天,一名日军监工带着翻译闯进工棚,命令她去房间。门外有持枪士兵看守,她不敢反抗,只能被迫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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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军叫你过去,有事情。”

翻译只说了这一句。

房门关上后,陈金玉遭到殴打和强暴。她曾因惊恐呼喊而挨耳光,回到工棚时,身上已经留下多处伤痕。这样的暴行并非偶然,而是日军在侵占区设立所谓“慰安所”或相关场所后,对妇女实施的系统性迫害。

更残酷的是,受害者很难逃走。日军以枪械、棍棒和关押相威胁,还把“逃跑”当作杀鸡儆猴的罪名。陈金玉曾趁日军疏忽逃回家中,但很快被抓回。也正是在这次惩罚中,她第一次遭遇了所谓“四脚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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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并不是日军正式文件中一个统一、规范的刑罚名称,而是幸存者对某种虐待方式的记忆称呼。按照陈金玉的描述,日军把一把战刀倒插在地上,逼她弯腰,以双手和双脚撑地,腹部正对刀刃。身体稍有失稳,就可能被刀刺伤。

姿势像牛。四肢着地。于是,幸存者把它称作“四脚牛”。

这并不是普通的体罚。它利用刀刃制造死亡恐惧,再以棍棒逼迫受害者维持姿势。陈金玉回忆,只要她抬头或动作稍慢,日军便会用棍子击打。对一个已经受伤、饥饿并长期遭受侵害的年轻女子而言,保持身体平衡几乎成了生死考验。

有意思的是,这种惩罚不仅针对她本人,也被用来威慑其他被控制的妇女。日军要让所有人明白,反抗、逃跑都可能招致更严重的折磨。暴力因此不只是施加在一个人身上,还被故意变成一种公开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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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玉后来曾向来访者展示身上的伤痕。多年过去,背部和腰部仍可见棍棒留下的痕迹,脸上也有刀划伤的疤痕。伤口会结痂,记忆却不会按照伤口愈合的速度消失。

她还讲过一次雨天受罚的经历。那次逃跑后,她被关押在铁笼中,第二天又被拖到空地上执行“四脚牛”。雨水混着泥土和血迹,身体已经难以支撑。其他妇女曾哀求翻译出面说情,才使这场惩罚没有造成死亡。

逃跑并没有停止。1945年6月,随着战局恶化,日军据点的守备出现松动,陈金玉再次寻找机会。一天夜里,她借口外出,摸黑跑向河边,冒险渡河返回村中。日军随后追赶,她只得躲进荒山,幸而得到当地保长暗中指路,没有被重新抓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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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投降。对陈金玉而言,这不只是战争局势的变化,更意味着持续数年的控制终于出现尽头。但战争结束,并不代表伤害随之结束。她经历过流产,也长期承受身体疾病与心理创伤。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幸存者后来失去生育能力,原因既有暴力造成的伤害,也有被迫服用药物等因素。陈金玉没有服用日军发放的所谓“预防药丸”,后来与当地一名长工成婚,生育了两女三男。家庭生活让她重新获得了一部分平静,却无法抹去那段经历。

她晚年仍在海南乡间织布、酿酒,靠出售椰子和槟榔维持生活。调查人员找到她时,她已经80岁。面对往事,她没有把自己说成一个传奇人物,只是反复讲述那些具体细节:谁拿着枪,哪扇门被关上,刀插在什么位置,身上的伤疤如何留下。

后来,陈金玉与其他受害者委托律师,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侵害事实作出承认并承担责任。据相关报道,诉讼请求未获支持。对于这些幸存者来说,诉讼并不只是为了赔偿,更是为了让那段被强行掩盖的历史留下证词,让“四脚牛”这样的词不再只是模糊传闻,而成为指向日军暴行的具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