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冬天，陕南的雪还没下透，汉中的天先塌了。
那年的陈才芳，不过十九岁，住在郡城南门内孝义坊，是汉南书院里一个长得齐整、字也写得好看的秀才。家里殷实，父亲是个讲究人，祖母八十三岁，门槛里外都是书卷气。要是太平军不过秦岭，他大概会顺着塾师、举人、进士那条老路，安安稳稳走到京城去，顶多偶尔抱怨一下南郑的米贵、科场的卷。可历史这玩意儿最不讲道理，它不跟你预约，也不管你有没有复习好，抬手就是一记闷棍。
太平军是从湖北打进陕西的。同治元年十月，队伍由鄂入陕，先头部队裹着川籍流民、饥民、散兵，像涨水一样漫过宁羌、沔县、南郑、褒城。陈才芳后来在《思痛录》里写，承平太久，民不知兵，有时候一个太平军能押着几十个老百姓走，没人反抗，也不是不想，是根本没见过这种阵仗。
陈才芳的父亲听说过兵的警报，连夜从乡下往城里赶，半路撞上太平军，靠朋友拽进民寨才捡回一条命。家里人以为躲进城里就安全，哪知道真正的麻烦不在城外，而在城里的兵和官。
南郑县是汉中府的附郭首县，也是治所驻地。县令周某人自己募集了一批乡勇来保卫城防，招来的其实是几百个无赖，一天发二三百文口食钱，不组织训练，只发旗号和衣服，另外就空喊一些口号，彰显自己嘴硬。
沔邑元墩子一仗，太平军占了高地，乡勇头目沈寿臣一看地形不对不肯上前接仗。周县令在后面催：“贼少兵多，一鼓可平。”沈寿臣硬着头皮往上冲，太平军从两翼一压，乡勇立刻四散奔逃，阵型碎成渣，沈寿臣当场战死，周县令骑马跑路。后来马鬃滩、两河口、红花河几场与太平军的交战，也都是遇见就溃，周县令差点被活捉。
仗打不赢，就开始折腾自己人。
周县令以守城为名逼富户捐饷，举报、派捐、带枷跪铁绳、跪“万岁牌”，三伏天不让喝水，晚上扔进牢里任差役凌虐。小康之家破财免灾，没钱的囚死在狱中。陈才芳隔着府城的墙，看见的不是外敌有多神，而是这个周县令先把南郑的人心搞烂了。
清廷派四川按察使毛震寿为陕西布政使，令其带兵至汉中剿灭太平军。毛军刚到时，表面上仪仗齐整，军容肃杀，汉中的百姓看见高兴得不得了，跪在城门口迎接毛军入城，互相交头接耳，以为这下有朝廷天兵到场，可就有救了。
但是，然-并-卵。
毛军只是个架子货，在汉中城内只安静了几天，就开始四出骚扰民众，抢劫都是轻的，奸淫掳掠，杀人越货，无所不为。汉中百姓叫苦不迭，只管呼这些兵为“毛贼”。堂堂正规军沦为毛贼的地步，可见局势之糜烂。
四月，四川太平军蓝大顺入陕西，以兵围困县城，毛军按兵不动。毛军士兵大半与太平军相识，所以每次作战都不战而败。为了激励士气，毛军与太平军演戏，太平军在前面跑，清军在后面追。然后，清军借口打了不少“胜仗”，下阵之后，就向汉中的富绅索银数千，以作犒赏之资。把汉中勒索一空。
更荒唐的是，周县令并不想打仗，找了个四川僧人派去和蓝大顺讲和。蓝大顺太平军借此后退，周县令见敌军退却，又开始勒索老百姓，并且借口防贼，把临近太平军方向的老百姓房子全部烧得一干二净。
六月，局势开始紧张。陈才芳全家开始商量逃跑，离开府城。祖母走不动，拉痢疾而死。
同治二年二月初八，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启王梁成富、端王蓝成春、主将马融和联兵十余万，将汉中围成了铁桶。清方援军磨蹭到八月十七才过汉江，打了一天就溃，尸首把沟水都染红了。
城内粮仓空了以后，树皮、草根、皮革、马鞍、牛皮靴底，一样样进了锅。再往后连这些也没有，就有人开始吃人肉。饮马池、太白泉、莲花池里投水的人密得数不清，井很快被尸体填平，后来跳下去的人根本沉不下去。
太平军陕西方面军不算天京最核心的主力，但在陕南山区，已经足够碾压清廷势力。围城拖到八月二十日，汉中府城破了。
陈才芳家在孝义坊，离南门不远。城陷那一刻，火光、喊声、马蹄、木门碎裂的声音混在一起。他父母、兄弟、妻子郑氏、姐姐改秀，加上仆婢，一共十三口，一夜之间都没了。十三口人，放今天差不多一整个家族群清空。他自己受了伤，昏死在瓦砾里，后来被太平军从尸堆边扒出来。不是救，是看他还会喘气、字写得利索，干脆收去当“先生”。
“先生”在太平军里不是尊称，是文书。写告示、记粮草、理名册，相当于现在后台的录入员兼文案策划。启王梁成富那边缺这种读书人，陈才芳没法选。他心里当然不认同，他是孝义坊里长大的儒生，太平军拜上帝、拆庙宇、改历法，在他眼里全是逆着来的。
陈才芳白天写，晚上蜷草堆里，听见营里杀猪似的审俘声、分粮时的争吵声、马嘶声，闭上眼就是孝义坊那场火。他不信太平军的“天父天兄”，可也没力气骂；不想合作，但离开这支队伍就是荒山野岭里的孤魂。一个十九岁、全家刚死绝的秀才，只能先将就活着。
太平军不是铁板一块。上层有王号、有旗号、有回援天京的军令；底层多是裹挟来的流民、饥民、散兵，今天还在扛旗，明天可能就逃了。军令往下传，到中队、小队，常常变味：征粮变成抢，安民变成封门，写告示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明天这支队伍还在不在。陈才芳管的册子上人名换得比巷口招牌还快，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换一批人。
太平军在汉中没久留。
同治三年正月初四，天京吃紧，陈得才主力东下回援。陈才芳伤早已结痂，人瘦得脱形，但腿脚恢复了。抓住这个缝隙，十月下旬他从营里逃出来，往宁羌黎坪、板苍坝那边逃跑。山路、野径、破庙、苞谷地，他一个人走了很久，“九死一生”。
从汉中城到宁羌，正常走是官道，现在全是哨卡和散兵。他只能挑山梁、钻林子、过枯沟，白天躲，晚上摸，吃野果、喝生水、靠农户院墙根讨半口冷饭。有一次听见马队声，整个人扑进刺丛里，等声音过了才发现手心扎满枣刺，血和泥黏在一起。
最终，他撑到了梨坪。山里洞寨还在，乡亲看见他像看见鬼。孝义坊陈家那个小子，居然还活着。他没多说，先找个角落睡了三天，醒来才去认祖屋、理别业。太平军彻底离开汉中后，他回到府城，把能找到的亲人残骸敛起来，立个土堆。然后才坐回书桌前。
后来他发奋励志，同治十二年拔贡、中举，十三年连捷进士。从太平军文书到翰林院编修，这跨度放今天就像从战地俘虏逆袭成中央政策研究室笔杆子，荒诞里带着一股冷飕飕的狠劲。
光绪二年，陈才芳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再过几年，外放甘肃凉州知府。得益于他在战争期间受到的磨难，最终他在凉州官声不错，做了不少实事，1903年去世。
这一切的一切，都汇聚在他的个人战争经历《思痛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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