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后，马尼尼为从柔佛到台北学习美术，在这里工作、成为母亲，也在几乎没有稳定收入的情况下持续创作。她说，台北给了她写作的机会，也给了她一股恨；故乡没有提供创作条件，却留下阳光、泥土、破庙、鬼故事、橡胶工厂，以及一群被视为“无用”的人。长篇小说《故乡无用》就在这两种地方之间长成。10月24日，《故乡无用》获得第18届花踪文学奖·马华文学大奖。
今年3月29日，祖籍厦门同安的马尼尼为携《故乡无用》来到厦门鼓浪屿鸟岸书店，与读者分享自己的创作经历。这场谈话从《故乡无用》与阿娇姨、家族里那些被视为“无用”的人谈起，也沿着她的创作生命，串起鬼神、猫、绘画、被视为不标准的中文、挖洞与无所事事的童年，以及异乡生活。故乡对她不是答案，它没有给她写作的条件，却给了她非写不可的人。
小说是在两种地方之间长出来的
我要写《故乡无用》，很现实的答案是，因为我拿到了文学奖的年金。
我已经超过十年没有上班了，这样的创作生活，很多时候要靠文化补助撑着，但补助很少，也没有保障，今年拿得到，接下来未必拿得到。大约12年前，我决定离职，专心创作。这12年里，我出版了快要三十本书，却一直到《故乡无用》，才有第一本简体中文版出版。
从我得到第一个出书机会开始，我就知道，台北给我的那些写作机会，是故乡没有办法给我的。如果我回到故乡，我可能没有办法写作，那里没有同样的平台，也没有同样的资源。因此我一直很“苟且偷生”地住在台北，生活过得不怎么样，却很清楚自己还要创作，非得留在这个地方不可。
可是故乡又给了我很多精神上的养分，那里有破烂的风景，也有破烂的人物。我觉得那些东西非常真实，是城市生活没有办法给我的。
《故乡无用》最早的雏形，是我想写阿娇姨。她是家族里一个很“无用”的亲戚，最初那一篇就叫《我的小阿姨》。后来，我慢慢把这些被视为无用的人串在一起，才构成了这本书。
《故乡无用》这个书名，最早来自我看过的一本法文作品《世界之用》。我看到那个名字，觉得很帅：世界有什么用？我便想到，故乡无用，异乡有用。于是有了现在的书名。
可是所有字面上的意思，都不只是字面上的意思。“无用”背后，要用整本书的厚度去书写，它其实是一个问号，没有答案。
所以故乡当然不是简单的“有用”或“无用”。它没有给我写作的条件，却给我非写不可的人；台北给了我写作的机会，也给了我另一种怨恨与不适。书是在这两股力量之间长出来的。
我必须先有一间泥土房间
我小时候喜欢挖洞，拿锄头敲泥土，其实很费力，手会磨红，甚至快要脱皮。可是那是一种很完整的身体感，你知道自己正在劳动。洞挖好以后，我偏偏什么都不种。母亲很喜欢种东西，种了那么多。我就是要挖一个空洞，故意什么都不放，这大概是我对她的一种叛逆。
后来，洞里被丢进果皮、菜屑之类的东西。到了小说里，我没有照原样写，而是重新编过。但挖一个什么都不种的洞，确实带着我对母亲的叛逆，我一直在叛逆她。真实和虚构就是这样叠在一起。
书里应该也提到一个“泥土房间”。我后来把后记里的诗改成绘本《我妈妈带我去种菜》，一句诗配一幅图，第一句就是“我妈妈带我去种菜，在泥土房间里”。我本来很想把书名直接叫作《泥土房间》，编辑觉得那四个字太阴暗，最后才用了现在的名字。
母亲带我种菜，真正在生活里也许只发生过一次，却被我放大成巨大的回忆。对我来说，这完全是象征性的。在台北，我没有泥土，所以必须把泥土放进房间。只要有土，东西才可能生长。你随便撒一点什么，乱浇一点水，也可能有东西冒出来。但我首先必须拥有一间泥土房间。
无所事事的童年，是源源不绝的宝藏
《故乡无用》里糅合了三个故乡，其中一个是父亲任职的橡胶工厂。我的童年有九年住在工厂里，那里极其无聊，几乎没有任何一本课外书。后来我们搬到麻坡，我才开始大量阅读。
厂区里尽是水泥路和厂房，我当时并不觉得那些地方有什么危险，只把它们当成一个可以骑脚踏车四处瞎逛的世界。没有人管我，每天下午一点放学，晚上八点就上床。因为太无聊，我会躺在床上盯着日光灯，一直看到眼睛累了才睡着。
现在回头看，那段生活好像极其空白，却又是一个源源不绝的宝藏。在所有瞎晃、无所事事的时间里，我看到了很多东西。这样无所事事的童年，其实最珍贵。所以我有时也会想，现在的小孩真的要那么早读那么多书吗？我在九年里没有读到什么课外书，不也这样活过来了？
搬到麻坡以后，我开始跟着两个姐姐读书。她们一个大我六岁，一个大我七岁，会看三毛、亦舒，也看言情和武侠，我们那里有租书店。姐姐洗碗时，还会一段一段讲《西游记》给我听。我已经忘了这个约定怎样来的，好像是她跟我打赌输了，便每天欠我一个《西游记》的故事。那是两格一页的连环图版本，她就这样把整部《西游记》讲完。
小时候读书，常常只是读到一个名词，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我那时读过一本小说，书名叫《苦楝树》。可是我生活的地方没有那种树，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很多年后去苏州，住处门口正好有一棵苦楝树。以前只存在于文字里的名词，忽然真的站到我面前。
我们小时候读的多半是简体字书，当地会有中国书展，很多书被一路带到南洋，在漳泉会馆、潮州会馆等地方一站一站摆卖。我就是在那样的地方买书。书先替我保存了许多陌生的名词，等到多年后，我才在另一片土地上认出它们。
我们的家族也曾经在印尼短暂生活。父亲说，因为当时那里不能使用中文，他们才想办法到马来西亚。家里其他人其实都很稳定，只有我是那个跑出来的人。
我需要的不是房间，是一个没有人的空间
直到现在，我仍不敢用“专职作家”这个词。我靠写作得到的收入很少，生活像一只八爪鱼，要同时伸手去做很多事。别人找我教版画，或要我教别的，我都可以去做。母亲也不知道怎样向别人介绍我，她说大女儿是校长，二女儿是老师，轮到我便跳过，像把我当成隐形人。我也不强求。
可是写作的身份又让我越来越年轻。我不喜欢把自己说成一个少女，那个词对我来说太弱。我比较愿意说自己是一个少年，因为少年充满可能性。既然我专心创作大约13年，那我现在就是一个13岁的少年。
我有小孩。但有没有小孩，跟一个人有用或无用，其实是两回事。我现在最羡慕的就是没有小孩的人，其他工作或身份，我都不羡慕。我有一本书叫《我不是生来当母亲的》。即使生了孩子，我还是不觉得自己必须把所有“妈妈应该做的事”都做完。
我宁愿抱猫，也不喜欢抱孩子。你只要理直气壮一点，就会发现这也没什么。我不会切水果，不会煮饭，不帮忙打扫，也不洗碗，我就是做自己。这当然不是自然而然、毫无阻力的事，你一定是在抵抗。当现实生活不断毁灭你的时候，你反而越想往虚构里去，越想把自己的专注力转向写作。
写作差不多像上班，但时间没有那么长。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得先去生活。我也常幻想，会不会有一种人，早上起来已经有人做好饭，吃完便可以开始写；中午又有人把饭送来，他只需要继续写。但我没有钱，什么都要自己来，自己的事、孩子和家里所有的猫，全都得处理。所以写作没有办法像上班一样，从早上几点稳定做到下午几点。它极耗脑力，只能在比较集中的时间里完成。对我来说，一天能够写三个小时，差不多就已经够了。
我不一定需要一间房，我需要的是一个没有人的空间。
神、鬼和人的界线，本来就可以模糊
我有一类创作需要找资料。我翻译过马来民间诗歌，把每一首诗翻成中文，再配一幅画。也做过《马来鬼图鉴》，做了一百种马来鬼，替它们写名词解释。我还做过马来民间故事，因为我对古老的东西、古老的语言特别有兴趣。
启发我很深的一本书是《Malay Magic》。那是一本一百多年前的厚书，几乎像字典，内容是英国殖民时期有一些人类学家记下的大量稀奇古怪的材料，我从里面读到很多咒语。咒语的本质和诗很相似：它不一定要让人完全明白，又有押韵和声音本身的力量。我最早也最喜欢的文类，本来就是诗。
所以我不管用哪一种媒材，都想把诗推进去。写散文，就想写像诗的散文；写小说，也想写像诗的小说。我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尝试新的东西。第一本《带着你的杂质发亮》比较接近本能的写作，接着写《我不是生来当母亲的》，语言又更诗意，后来出版诗集，再慢慢写下第一部长篇，这条路走了很多年。
《故乡无用》里大部分人物和事情都来自真实生活。我没有先想着要“抗争”或“抵抗”什么，也不是先设计好一套策略。我纯粹想把这些人记下来，对我而言，神、鬼和人的界线本来就可以是模糊的，既然要写，我就想把界线弄混。
阿娇姨真的住过一座破庙，庙里上方写着大大的“有求必应”四个字。前面有好几排神像，其中一尊长着鸟嘴。你在屋里好像做着梦，忽然听到外面有声音，走出去便看见那样的景象。眼前究竟是人，是鬼，还是神？生活本身已经把界线搅乱了。
我在后记里写，真正教会我写作的不是写作专家，也不是哪一位大作家，而是这些活在现实里的人。尤其是阿娇姨，她常常让我看见很吓人的场景，也让我觉得非写不可。每次见面，我都会请她讲一个鬼故事。她讲得很片段、很零碎。但碎片很重要，无数碎片拼起来，可以变成一个惊人的世界。书前的题献是给她的，可是她永远不会看到，我也不会让她看到。
每一本书，都要尝试一点新的东西
我就是喜欢画。我不觉得小说里的颜色必然来自我的画家身份，不画画的人一样可以写颜色。画画有一个很实际的好处：你可以把自己的画放进自己的书里。我真的有太多画没有地方放。所以每出版一本书，我便问编辑，要不要放一些画？他们通常都说好。我的书封大多使用自己的作品。
《故乡无用》的封面原本是一张三十号的亚克力画，大约72×90厘米。书写完以后，脑子里出现很多画面，我就再把它们画出来。这本书是先写、后画，我现在也正在把它改画成漫画。
小说里真假混在一起。书中有一位仙姑劝我“写诗没有钱，要写小说”。那一段是我瞎编的，但又不是凭空编的，我认识一家出版诗集的出版社，他们去算命，仙姑真的叫他们不要再出诗集，要出小说。我只是把这件事转到自己身上。小说本来就是这样，把真的和假的混在一起。
写作也没有一个固定方法。有时候我会先列出想写的东西，有时候就是边写，边改，边做，边想，没有哪一本书在动笔以前就已经有完整大纲。
作者其实很难说清楚，自己为什么会从某一处开始。写作时，很多东西是无意识地、自然地出现的。事后当然可以想出一个答案，但我觉得那未必是真的，它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写作过程。
一个人能够完成、出版一本书，本来就是很不容易得到的机会。比起为了奖项把作品改得更安全，我宁愿牺牲那个奖，去写一部对自己是挑战、也带有实验性的作品。
作品交出去以前，我当然会重看很多遍，对细节反复琢磨。有人形容作家可能花一个下午把句号拿掉，再花一个下午把句号放回去。这种近乎强迫的执着，我不是每一句都有，但作者必须对作品负责。可是书一旦出版，就不用再看了，没有一部作品会完美，我现在回头看，应该也会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那就让作品保留它的不完美，因为人本来也不完美。
无用不是答案，而是一个一直存在的问号
我确实觉得写作是无用的。写了大约十年以后，我开始拷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写？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我真的可以每天关在家里，写这些所谓“自己的东西”——连这个说法，我也只能姑且这样称呼——写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台北、自己的散文、诗和绘本，就这样一直写下去吗？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总该走出去，跟社会发生一点关系。我从那时开始非虚构写作。那也许是我在“有用”和“无用”之间找到的一个平衡点，却同时成了人生很大的转折点。因为真的太辛苦了，我要面对许多文字以外的事，这些都是一个只想写字的人很不喜欢面对的东西，但我还是忍耐下来。
我一开始以报道的角度进入台北的动物收容所，访问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最后写成一本书。照理说，书出版、案子结束，我就可以离开了。可是我后来自己也成为志愿者，又慢慢开始把里面的伤病猫带出来。那些猫原本不会被看见，你首先要让它有机会离开收容所，再筹医疗费，找救助寄养人，最后还要找领养人。这四个步骤，每一个都很累人，但在这个过程里，我其实也收获了很多。
我在里面泡了三年多，变成最了解那里的人，可是其中又有不少事情不能说，所以一直处在拉扯里。我非常非常后悔去做这件事，但后悔也没有用了。很多事情就是命运，一脚踩进去，就不能说走便走。
它看起来跟文学无关，却让我接到地气。写作有时非常虚幻，你写完一篇文字，真的看不出它有什么用。可是在第一线，你替一只猫写一篇文章，就可能真的改变它的命运，两者的差异非常明显。我到底该不该做？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在。
对我来说，无用比较像是一个一直存在的问号。很多东西本来就是无用的。但越是这种无用的东西，越能让人得到一点解放。如果每一件事都非得有用不可，活着真的很累。
猫看起来也没有用，可是我相信它对人的作用非常大。它会吸走一部分负面情绪，甚至让你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些无用的东西，不然这些书要卖给谁呢？
两边都不到岸，我就在文字里打造故乡
故乡是一个收集破烂的地方，也是我每年回去吸阳光的地方，那里的阳光才是真正的阳光，台北的阳光都是假的。所以故乡还是有用。我如果没有在故乡度过最初18年的生活，便写不出这本书。但如果我从来没有离开故乡，也同样不会写出它，人一直住在那里，便不会产生这样的想象。我开始想写故乡，正是因为故乡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
马来西亚有很丰富的自然环境，我的成长经验里，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自然里瞎混，所以太阳、泥土和各种动物自然会进入文字。到了没有太阳的台北，越是没有它，越想写它。
我真的回不去了，不是地理上不能回去，而是我的命运注定在外，回去生活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但故乡仍然是故乡。站在故乡和异乡之间，往往两边都不讨喜，我就是两边都不到岸。正因为两边都不到岸，我才要在文字里打造自己的故乡。
其实没有根更好。我有一本书叫《没有大路》，书里写：“没有大路，也没有小路，都是海。”你只能在海上漂浮，脚不着地，好像一直浮在空气里，反而更想写作，更想创作。也只能这样，因为那就是命运。我能够写作、创作，继续出书，还有读者，已经是一件很棒的事，没有办法要求太多。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真的会来到中国大陆。我是一个不出门的人，只想跟猫在一起，最喜欢跟阿美一起睡觉，即使这本书里的故乡其实也在这片土地上，我仍没有认真想过会踏上这里。
这趟行程一点一点长出来。最早编辑只说，也许有机会去杭州；后来慢慢加了南京、苏州，最后又突然多出很远的一站——厦门。来之前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觉得轻飘飘，像在做梦。《故乡无用》简体中文版在年初出版时，我还写着自己从未回到这个地方，结果我的书比我先到了，真正站在这里，整件事仍然像一场梦。
画、诗和小说各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至于繁体字或简体字，对我来说，只是电脑里的一次切换。我在马来西亚从小使用简体中文，到了台北才长期使用繁体中文，打字也用仓颉输入法。繁体和简体本身不是问题。
真正有意思的是语言里那些地方性的差别。我第一本书的编辑曾经刻意保留我打出来的一些简体字，后来的书，编辑大多会替我调整。到了《故乡无用》简体中文版，编辑又改了部分量词。我以前有一个万用量词，什么都用“个”：一个房子、一个庙、一个什么。这些细节我自己其实没有特别留意。
开始写作以后，我对语言的敏感度增加了。每次回故乡，我会特别留意母亲、阿姨怎样说话。到了这里，也会想把不一样的用法记下来。我的书里有“雪很薄”这样的说法，比如，不知道“贫血”这个专有名词时，可以说“血很薄”，不是反而更鲜明吗？
在这些说法进入文字以前，它们往往是被看不起的，很多人觉得东南亚华人说的中文不标准。可是写作以后，我换一个角度看，便发现其中有一种活力。当我要写一本关于故乡的小说，自然会更仔细地留意这些语言。故乡的中文也曾被看成不标准，可是把它写进来，我就看见其中的活力。（文字整理：鸟岸书店汤佑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