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一锤定音,第一卷是《五帝本纪》,后面接着《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
连“炎黄子孙”这个说法,追溯回去也绕不开他。给民族找一个更悠久的祖先,在历史上并不稀奇。中古时期的那些郡王、望族,就很喜欢把自家祖先往风光里修。
司马迁做的事规模更大,他把整个民族的族谱拉得很长。但我觉得,不能简单说成是“编”。
他是把大量传说、民间说法和前代学者的观点整理出来,才有了五帝、三代的框架。问题在于,整理得越顺,越容易让人忘了:其中有些名字,是后人回头贴上去的。
按2019年前后的统计,已收集的甲骨约15万到16万片,单字约4500个,王室世系、祭祀、战争、农业、渔猎都有记录。照传统说法,商灭了夏,建立殷商王朝。
能确认的是,周人推崇“夏”,他们追溯商之前的朝代,就称之为夏。所谓“夏”,最早不过是周人对商以前那个朝代的叫法。
这就让人忍不住怀疑:商以前的朝代,会不会本来就不叫夏?也许当时另有名称,后来被取代了,我们只是受了周人的影响。
我倾向于认为这种可能真实存在。不过也得说清楚:甲骨里没见到“夏”,不等于夏不存在,更不能反过来断定它一定另有名字。
人们常说,甲骨里见得到春、秋、冬,却找不到夏天的“夏”。可这三个字在甲骨上的用法,跟今天的季节概念并不对应。商代是农业社会,农耕是根本。但商人安排农事,不按春夏秋冬四季,而是按月份。
这个“月”也不是今天的农历月。今天的农历是阴阳合历,纯用阴历会乱,得用阳历来调和;商代的用历做法,和今天的阴阳合历并不完全对得上。商人有时在七月、八月反而遇上比较寒冷的季节。
这或许和气候变化有关,但能肯定的是,商代甲骨里的“月”更接近月亮本身的概念,而且王室和民间可能各有一套月历,周代也是如此。甲骨是王室的东西,它记下的月份,能不能代表安阳殷墟的普通农民什么时候下地,本身就是个问题。
我们习惯了“夏商周”连着念,就默认商人也该这么称呼前朝。这其实是在拿后人的标签,去要求古人。上世纪20年代的古史辨运动,就是从这类地方撬开了缝。
司马迁说夏从禹治水之后确立,父亲是鲧,儿子是启,两千多年来人们深信不疑。顾颉刚则指出,“夏禹”这个名称出自《国语》,而这本书离夏朝已经隔了很长时间。
那么,大禹治水的故事又是何时出现的?《史记》里有,司马迁之前也早就有了。最早可以追到周代。《孟子》记载,尧的时候已经有洪水;《诗经》里也有“洪水芒芒”的句子。
2025年2月公布的发掘进展显示,遗址中心区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主体遗存距今约3750—3520年,学界普遍认为它是夏代晚期的都城。
宫殿区新发现的17号建筑基址里,有一排面阔超过44米、面积约310平方米的排房,是二里头都邑迄今所知最宽的排房建筑。
洛河北岸的古城村遗址,还发现了极可能属于都邑外围的壕沟和城墙。王都气象摆在眼前,可我还是想泼点冷水:考古能挖出城墙、宫殿和作坊,却挖不出一块写着国号的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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