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薛维忠和太太去湖南张家界旅游,回程在长沙机场候机。太太在书报摊上买了一本大陆出版的杂志,封面印着《蒋介石的十大名将》。上了飞机,两口子翻着看,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十大名将,几乎个个被批得一无是处,唯独他的大伯薛岳,通篇几乎没被点到一个字。

更让他不是滋味的是,后来他翻到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国军建军史》画册,里头讲三次长沙大会战讲得热热闹闹,薛岳的名字却一次都没有出现。

一边是骂声绕着走,一边是功劳簿上查无此人,薛维忠不由得替大伯叫屈:这位指挥三次长沙会战、被不少人认作“抗战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的百岁老人,生前身后,在两岸之间竟然这么尴尬!

薛维忠1940年出生,台湾大学经济系毕业,又到美国麻省大学读数理统计,后来官至“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他的父亲薛仲述,是薛岳的三弟,黄埔五期出身,被大哥送去法国学航空,回国再入陆军大学,一路跟着薛岳打仗,官拜中将。

薛维忠幼年深得大伯喜爱,曾与薛岳一家同住。2015年《新京报》记者寻访薛岳在台后人,能一口气把大伯的饮食起居、脾气秉性、待人接物从头讲到尾的,正是这位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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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家兄弟五个,从来没有分过家。”薛家晚辈在《回忆我的大伯薛岳》里这样写道。薛家本是乐昌九峰的穷苦人家,薛岳从军之后,带着三弟仲述、四弟叔达、五弟季良入伍,二弟孟坚留在家里管家,前方挣了钱便往家里寄,二弟在家乡买田置地,才把家业慢慢撑起来。

薛岳是名副其实的族长,一大家子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到台湾仍住在一起。定居嘉义后,他把居所取名“忠恕邨”;给侄子起名,一个“维忠”,一个“维诚”。

“他们那代人很讲四维八德。”薛维忠说,薛家的后辈,一生都逃不脱“忠孝信义”四个字。他的女儿薛一心,曾任百事可乐中国区总裁,后来放下高薪到大陆做儿童公益,按薛维忠的话说,“女儿的民族观念比我还深”。

薛氏的家风,受薛岳性格的影响很大。

薛维忠说,“大伯脾气倔强,不懂圆融,这点也是我们家的遗传。”薛家几兄弟都是一个模子,嫉恶如仇,只会做事,不通政治。

这种硬气,不通融,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薛岳的家庭和生活,也是他一辈子仕途坎坷的根源。

儿子薛昭信记得,父亲对九个儿女几乎不管不问,“感觉我们小时候跟没有父亲一样”,只有在外闯了祸,才挨一顿棍子;他年轻时嗜烟,晚年说戒,当天就断,再不复吸。

在嘉义竹崎的日子,他凌晨四点起床打太极拳,然后习字、看书,晚上七点准时上床,一日三餐敲钟吃饭,常年只有三套衣服,自己洗衣、叠被铺床,简朴得像个老农。隐居时最爱练字,抄《论语》、《诗经》里的句子,练完就烧——打了一辈子仗,保密成了习惯,连习字也不留。

他解释带兵的道理,总说这样的话:“带兵如水桶里装水,桶是方的,水就是方的,桶是圆的,水就是圆的。”

薛昭信还说过:“我父亲脑筋里只有国,没有家。”当地里长曾邀他游览阿里山,他摆摆手:大陆的大山大河见得多了,台湾的小山小水有什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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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薛家后辈眼中,薛岳心里真正服的人,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孙中山。

1896年12月27日,薛岳生在广东乐昌九峰镇小坪石村一个客家农家。父亲薛豪汉字宗元,因他生在甲午战败之后,仰慕岳飞,给儿子取名“仰岳”;后来他嫌只“仰”不做不够,自己抹掉“仰”字,单名岳,以示不仅仰慕,更要身体力行。

后来,他先入黄埔陆军小学,再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后升保定军校第六期,与张发奎、邓演达同期;军校尚未念完,1918年6月便南下广东,投奔孙中山组织的援闽粤军,当上尉参谋。1920年随军回粤,粤军参谋长邓铿赏识他,把他从机枪连长提拔为营长。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组建总统府警卫团,薛岳、叶挺、张发奎分任第一、二、三营营长。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在广州叛变,所部围攻总统府和粤秀楼。叶挺营守前门,薛岳部守后门,血战十多个小时;薛岳率机枪营殿后,护送宋庆龄突出重围,一路送到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的住处。宋庆龄当时身怀有孕,脱险途中受惊流产,那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妊娠。孙中山则在事变前夜登上永丰舰;警卫团被打散后,薛岳又辗转上舰随侍,随后奉命潜往广西梧州请兵平叛。这一年薛岳二十六岁,“薛岳”两个字从此在军中叫响,他人生的坐标,也从此钉在了“国父的学生”四个字上。

晚年在台湾,这份坐标依然笔直。据薛维忠回忆,家人想拉他去教堂,他勃然大怒:“去什么教堂,我是信国父教的!”他到台湾后刊印《诗经》,扉页恭录国父遗墨,用草书写下:“诗经可以养心养性,可以为善为忠,可以移风易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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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孙中山之后的蒋介石,薛岳的内心是不服的,也始终信不过。

1927年3月,北伐军进上海,薛岳任一师之长,同情工人纠察队,对蒋介石“深为不满”,托共产党人李一氓传话,建议“把蒋介石作为反革命,抓起来”。此后他随张发奎几度反蒋;1930年中原大战,他站在李宗仁一边对蒋作战,衡阳之战负了伤,避居香港。部队被缩编裁撤,他心灰意冷,一度打算去德国深造;据回忆文章记述,蒋介石留他时说了句推托的话:“并不是我对你不好,是何应钦不谅解你。”1933年,江西战事吃紧,赋闲的他被重新起用。

对于这段恩怨,薛岳晚年常用一个手势来表达他心底的看法。他抬手比划:“孙先生打天下是这样的……”手从内向外画,圈越画越大;接着又说,“蒋先生打天下……”手从外向内收,圈越画越小。

一个越画越大的圈,一个越画越小的圈,蒋介石在格局上有多差劲,显而易见。

薛维忠说:“大伯后来对蒋介石确实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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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说明这段关系的,是长沙会战。

1939年日军压境,蒋介石要薛岳以空间换时间,白崇禧、陈诚奉命到长沙劝他弃城,退守衡阳、湘潭一线。

薛岳死活不答应,把话说到绝处:“战胜,是国家和蒋委员长的福气;战败,我必自杀以谢天下苍生!”

官司打到蒋介石那里,最后是宋美龄出面,蒋介石才点头让他守长沙。宋美龄为什么肯替他说话?薛维忠道破了缘由:薛岳的夫人方少文与宋美龄是拜把姐妹,两人都是海南文昌人,方少文的父亲还当过乐昌县长。薛岳跟蒋介石闹别扭,许多话要靠宋美龄传,许多僵局要靠她调停——所以薛维忠说,闻名海内外的长沙会战,其实是大伯“跟蒋介石以死抗命,吵架吵来的”。

这口气到撤守海南时还堵着:他奉命回台,临行与蒋介石当面争执,起座时披衣带倒了一只花瓶,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台湾作家许之远后来当面跟薛岳核实过这个细节。

对蒋怨怼之深,薛岳后来甚至把此间种种放进了儿子的名字里:第七子名“昭信”,是铭记蒋介石“失信”,不该令他弃守海南;第九子名“昭恕”,是逼着自己反省,学着“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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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蒋介石,薛岳是失望,对民国另一军事巨头白崇禧,薛岳则是态度鲜明的鄙夷。“大伯最看不起的人就是白崇禧。”薛维忠记得,大伯晚年一直想不通一件事:白崇禧肩上是四颗星,自己却熬到1965年才升上四星,整整晚了二十年。

大陆把白崇禧捧成“小诸葛”,他更是不解。在薛岳嘴里,白崇禧是“败国民党之功臣”——这句反话,指的是桂系几度倒蒋、关键时刻处处掣肘,把国民党自己耗死了。

在薛岳的价值排序里,军人第一要紧的是忠诚:他可以顶撞蒋介石,但绝不背叛;白崇禧有才干,却一辈子在权谋和派系里打转,这样的人,他至死都没有半分敬重。

国民党里能和薛岳说上真心话的,反倒是争议也颇大的陈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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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重新起用之后,蒋介石交给薛岳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追剿长征中的红军。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赣南,薛岳出任“追剿军”前敌总指挥,率中央军八个师约十万人一路尾随,从江西追到湖南、贵州、云南、四川。

多年以后,薛维忠听大伯讲过:“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光是自己就追了两万里,这在国民党里是独一份的。”得势的年月里,薛岳把这段经历当成功业来写:他自称“共匪长征二万五千里,我穷追了三万里”,还让秘书班子编了一本五六百页的战史,拟名《追歼共匪纪实》。

但队伍里的真实滋味,却是另一副模样。随他追击的第四军吴奇伟部参谋魏鉴贤后来回忆,官兵们自嘲是“一路送行到贵阳”;红军沿途刷标语调侃:“有劳远送。”国军士兵编的顺口溜更丧气:“拾马粪,拾烂草鞋,拾到乌江。”

等到晚年,不必再写战报,薛岳私下对晚辈才肯说实话,承认红军行军快、意志坚,能把万里远征走下来,是“心里有信仰”的队伍。值得一提的还有一层私交:据薛维忠讲,大伯与叶剑英早年同出粤军,一辈子以兄弟相称——战场上兵戎相见,并不妨碍私底下的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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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薛岳才算真正回到他愿意打的战场上。1937年8月,他三次请战,才获准出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开赴淞沪前线。一年后的1938年10月,武汉会战期间,他指挥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在万家岭设下口袋,围歼日军第一〇六师团一万余人,是为万家岭大捷。叶挺通电致贺:“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1939年到1942年,他又在长沙摆开“天炉”——后退决战,布网状据点节节消耗,诱敌深入再合围——三战三捷。战后蒋介石亲授他青天白日勋章,美国总统杜鲁门也给他颁授自由勋章。

当然,战绩册的另一页也必须翻开来看:1944年第四次长沙会战,长沙最终失守,方先觉率部在衡阳苦守四十七天,弹尽粮绝。1945年9月14日,他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第五受降区受降主官的身份,见证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笠原幸雄在南昌签字投降。

受降完毕,薛岳随即解散长官部,推掉山东省主席兼济南绥靖主任的任命,带着一大家子从南昌搬到上海——住的是没收来的汪精卫旧宅——打算就此解甲归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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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家晚辈回忆,那段日子大伯常在家里念叨:“好不容易打完八年抗战,老百姓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打完日本人又要打自己人?何必自相残杀!”他还说过一句在家人听来相当“出格”的话:“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同门师兄弟,共产党的方式是自下而上,国民党从上往下,两者都是为了国家,殊途同归。”他甚至主张以山海关为界,关外实行共产主义,关内实行三民主义,两边“公平竞争”——这个主张与蒋介石严重冲突,薛家人认为,这是大伯与蒋介石之间矛盾的导火线之一。

1946年5月,迫于蒋介石和内战的压力,薛岳出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麾下数十万人,却打得一路磕绊:1946年底宿北一战,整编第六十九师全军覆没,师长戴之奇自尽;1947年1月鲁南战役,整编第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尽数被歼,美式坦克陷进泥沼成了战利品——战前师长马励武请求后撤,他的回电是“所请不准,务须固守原地”;2月莱芜战役,李仙洲集团五万多人被围歼,王耀武气得骂“放五万头猪,三天也抓不完”。

3月3日,蒋介石以“指挥无力,声望受损”免去他的职务。后来的战史研究者替他叫屈:宿北的部署、莱芜的冒进,多是蒋介石和陈诚直接拍板,他在徐州拦也拦不住。

1949年他奉命回广东当省主席,老部下吴奇伟5月在粤东起义,防线土崩瓦解,他只好退守海南岛。

十万之众、三道防线,他把自己的表字嵌进防线名号,称“伯陵防线”,对外吹嘘是“东方的马其诺”。1950年4月16日夜里七点半,四野邓华兵团万舟齐发,摇着木帆船强渡琼州海峡;4月23日海口易手,5月1日全岛解放,经营数月的防线十几天之内化为乌有。

五十四岁的薛岳飞抵台湾时,头发已经全白。他的侄子后来说,大伯不是不能打,是不想同室操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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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湾后,蒋介石给了一串头衔,全是虚的,他真正的日子在嘉义竹崎乡的山脚下,居所还是叫“忠恕邨”:村子离县城十几公里,只靠一座小木桥与外界相连,山洪一冲断,便与世隔绝。

薛昭信长大后才明白,父亲选这个地方,一半是让蒋介石放心,一半是自己面壁思过,为丢失大陆自责。

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多岁的薛岳给蒋经国写信,直言“光复大陆”已不可能,建议裁掉这个委员会,更名“国家统一委员会”,推动两岸和平统一,信寄出去,再没下文。

1991年,年近百岁的薛岳在台北的宿舍因为断了经费来源,无力续交房租,台湾银行竟他告上法院索要房租,他最后变卖别处的房产,才把租金凑齐。

对于故土,薛岳心里一直留着最软的一块。1992年,世界客属总会访问乐昌,捎去他赠给家乡的一面铜镜,上刻“桑梓情深”。薛昭信去深圳出差,他写下一个地址,说是当年广州的旧宅,让儿子一定去看看。薛维忠走访大陆,带回一把韶关的白辣椒,老人尝了一口,只说了一句:“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故乡。”

1996年,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摄制组走进竹崎,请一百零一岁的老人讲天炉战法。他听和讲都已吃力,记忆却丝毫不减,讲完起身,抖着手在一张十行纸上写下四个字送给摄制组:“精忠报国”。

制片人陈君天说,一位百岁的退役将军,半辈子在平淡无闻里度过,还念着精忠报国,“使人闻之涕下”。

1998年5月3日,薛岳在台北病逝,享年一百零二岁。身后清点遗物,没有财产,只有青天白日勋章、杜鲁门颁授的自由勋章,和一件长沙会战中从日军俘虏处缴来的军刀刀架,名叫“日本黑龙头”。

他生前在刀架前题过一行字:“三战长沙三大捷,留此俘品慰先烈。”

如今乐昌九峰的老家想给他建一座博物馆,家属翻遍各房,连几张像样的字纸都凑不出来——他一辈子练完字就烧,烧到后来,百年人生能留下的证物,也就这几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