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北京,紫禁城弘德殿。

一个五十八岁的男人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叫朱翊钧,年号万历,大明的第十三位皇帝。

他死的消息传出去,京城的官员们大概都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位皇帝,已经快三十年没怎么见他们了。

按《明史》的说法,他“深居大内,不与臣下接”——躲在宫里,不见大臣。早朝不上了,经筵停了,连祭天祭祖这种必须皇帝亲自出面的场合,也常常派人代行。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梃击案”闹到不可收拾,他才把群臣叫到跟前一次。那一次召见,距他上一次正经接见廷臣,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一个皇帝,二三十年不上朝。

按常理,这样的朝廷早该散架了。可怪就怪在这儿:就在这段被后人骂作“怠政”的岁月里,大明打了三场大仗——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史称“万历三大征”。

三场,全赢了。

宁夏平了,朝鲜的日本人被赶下了海,播州的杨应龙自焚。一个连早朝都不上的皇帝,怎么指挥得动三场跨越数千里的战争?

这事儿,得从明朝的“上班制度”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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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很多人以为,皇帝不上朝就等于不管事。这个误会,得先拆开。

明朝的早朝,说白了是个仪式。天不亮,文武百官在奉天门前列队,行礼、奏事、退班,一套流程走完,日头刚出来。真正决定国家怎么运转的,不是这个仪式,是另一套流程:奏疏。

各地的奏疏送到通政司,转内阁。内阁大学士看过,在一张小票上写下处理意见,贴在奏疏上,这叫“票拟”。票拟完,送进宫,皇帝用朱笔在意见上批字,这叫“批红”。批完发回六部执行。

也就是说,皇帝的笔,一天都没离开过这台机器。

万历不上朝,但奏疏照批,人事照管,军费照拨。凡是涉及军事、钱粮、官员任免的紧要奏疏,他基本不压。他压的是什么?是那些跟他“较劲”的——请他立太子、请他补官员、请他出宫上朝的。

这就有意思了。他不是不管事,他是“挑着管”。

一个把政务分成“必须管”和“懒得管”两堆的皇帝,看起来荒唐,可恰恰因为那堆“必须管”的被他管住了,大明这台机器还能转。

(三)

那就看看这三场仗,是怎么打下来的。

第一场,宁夏。

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宁夏副总兵哱拜起兵。这人是蒙古降将,手底下有一批彪悍的家丁,因为跟巡抚党馨结怨,索性杀了党馨,占住宁夏城,还勾结河套的蒙古部众做外援。

朝廷先派麻贵、董一元去围,围了几个月,城攻不下来。后来调李如松、叶梦熊接手。叶梦熊用的办法狠——掘开黄河大堤,水灌宁夏城。

九月,城破。哱拜自焚而死,一说被擒后处死。叛乱平定。

第二场,朝鲜。

万历二十年四月,日本的丰臣秀吉发动侵朝,十几万大军登陆釜山,两个月内攻陷汉城、平壤。朝鲜国王李昖一路北逃,逃到鸭绿江边的义州,向明朝求援。

朝廷里吵成一团。救,还是不救?

万历拍了板:救。理由很实在——“倭寇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朝鲜是藩篱,藩篱破了,下一个就是辽东。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李如松率四万余人跨过鸭绿江。第二年正月,平壤之战。明军把佛郎机炮、虎蹲炮架起来轰城,一天破城,日军小西行长部溃退。

后面的碧蹄馆之战,明军吃了亏,双方转入议和。谈不拢,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日军再犯,明军再援。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八月,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全线撤退。露梁海面上,陈璘、邓子龙和朝鲜的李舜臣率水师截击,邓子龙、李舜臣战死,日军大部被歼。

这一仗,打了七年。

第三场,播州。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播州(今贵州遵义)土司杨应龙反,攻掠州县,气焰很盛。朝廷以李化龙总督川、湖、贵军务,调集八路大军进剿。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六月,攻破杨应龙的老巢海龙囤。

杨应龙自焚。播州改土归流,设遵义、平越二府。

三场仗,一场在内陆,一场在境外,一场在西南山区。跨度之大,调度之难,不是一句“打赢了”能带过去的。

就说朝鲜那一场。四万多人跨过鸭绿江,人吃马嚼,一天要消耗多少粮?朝廷的办法是从山东、辽东几处调粮,走海路、走陆路,一路运到前线;军饷从太仓拨,马匹从太仆寺调,火器从工部领。这些事,每一件都要有旨意,每一笔都要有批红。一个真“不管事”的皇帝,这些环节早就断了。

所以三大征能打,本身就是个反证:它证明万历不是不能理政,是不愿意按群臣希望的方式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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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那钱从哪儿来?

打仗打的是钱。史家估算,三大征军费合计约一千一百万到一千二百万两白银。这是个什么概念?当时太仓(户部银库)一年的常规收入,也就四百万两上下。

三场仗,花掉了差不多三年的国库收入。

这钱从哪来?绕不开一个人——张居正。

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主持改革。清丈田亩,把隐匿的田地查出来;推行一条鞭法,把杂税徭役折成银两;整顿驿站,压缩开支。十年下来,太仓银库的积存涨到四百万两以上,有说六七百万的;太仓存的粮食,够支十年。

万历十年,张居正死。万历对他动了狠手,抄家、夺谥、差点开棺戮尸。但那份家底,留下来了。

所以三大征的钱,很大一部分是他老师攒的。万历花的是张居正留下的存款。

这大概是这段历史里最讽刺的一处:他清算了自己最该感谢的人,然后又靠这个人的遗产,打赢了三场必须赢的仗。

(五)

可三场都赢了,大明为什么还是完了?

看时间。三大征结束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后金。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他以“七大恨”起兵,攻陷抚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进兵,杜松、刘綎战死,全军溃败。

从三大征结束,到萨尔浒惨败,不到二十年。

为什么?因为打仗不只是打仗。

三大征能赢,靠的是三样东西:张居正留下的钱、戚继光和李成梁时代练出来的边军、还有一套还能运转的文官系统。

而万历的后半段,这三样在一点点散掉。

先是人。六部的堂官缺了不补,都察院八年没有正官,内阁一度只剩一个人“独相”。一个位置空着,事就没人管;事没人管,就往下拖;拖到最后,谁都不认账。

然后是党。东林、浙党、齐党、楚党,你参我一本,我参你一本,朝堂上吵了二十多年。萨尔浒打仗的时候,前线的经略杨镐,背后还有人在拆台。

最后是钱。银子花完了,加派“辽饷”。一亩地加几厘,一年加几百万两,一层层压到农民头上。辽东的仗没打完,陕西的农民先反了。

所以,萨尔浒输的不是一场仗,是一整套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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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那最后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不上朝?

最流行的说法是他懒。1958年定陵发掘,给出了另一个答案。

考古人员打开万历的棺椁,发现他的右腿骨明显比左腿短,呈蜷曲状——他有严重的足疾,走路都费劲。一个腿脚不便的人,每天天不亮起来,站在殿上受百官跪拜,确实吃力。

但这只是一半。另一半,是“国本之争”。

万历的长子朱常洛,是宫女所生。他宠爱郑贵妃,一心想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群臣不干,搬出“立嫡立长”的祖制,一封接一封上疏,一上就是十五年。

这十五年里,万历用过各种办法:拖、罚、贬、廷杖。群臣也用过各种办法:辞职、告病、联名、哭谏。最后万历让步了,立朱常洛为太子,但从那以后,他跟文官集团彻底闹翻。

他的不上朝,一半是病,一半是赌气。你们不让我立想立的儿子,我就不见你们。

这是一种很孩子气的对抗,但它发生在一个皇帝身上,代价就是整个国家的行政效率。

(七)

所以,怎么评价万历?

他不是昏君,也不是明君。他是一个“能办事、但不肯好好办”的皇帝。

他能拍板三场跨国的战争,却没有耐心应付一次早朝;他能调动几十万人跨过鸭绿江,却调动不了朝堂上那几百个天天骂他的言官。

一个王朝的衰败,往往不是从某一个大错开始的,是从“制度还在,人心散了”开始的。

三大征赢在制度还能转,萨尔浒输在人心已经散。

回到开头。万历死的那年,辽东的战报正一封封送进宫。他批了,但已经没用了。二十四年后,崇祯在煤山上吊。大明的这笔账,得从万历这儿开始算。

如果他当年早一点让步,早一点补官,早一点把心思从赌气上挪开,萨尔浒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没人知道。历史不给“如果”。

参考资料:《明史·神宗本纪》《明史·李如松传》《明史·朝鲜传》《明史·张居正传》,《明神宗实录》,茅瑞征《万历三大征考》,定陵发掘报告《定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