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越南外交部长黎怀忠抵达北京,出席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十一次外长会议。表面看,中越双方聚焦于跨境铁路建设、口岸升级、海陆空立体联通等务实议题,会谈氛围热烈而融洽,合作意愿跃然纸上。
然而就在一周前的10月28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就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人员活动发表正式声明,称中菲两国相关人员登临相关岛礁的行为“严重损害越南主权,违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
一面主动伸出手寻求深度协作,一面频频开口表达严正关切——越南此举究竟意在传递何种信号?
我系统梳理了越南外交部近半年来的公开表态文本,发现一个显著规律:几乎每六至八周,河内便会围绕南海议题援引“国际法原则”发声一次,节奏稳定、措辞严谨。
从3月针对西沙群岛海狮滩海域作业活动作出回应,到5月单列发布关于黄沙群岛主权归属的法律声明;从7月借南海仲裁案十周年契机重申UNCLOS适用性,到9月对中国在西沙开展的常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异议;再到10月就南沙岛礁上正常科考与驻守人员行动表达不满,其话语框架高度统一,逻辑链条清晰可辨。
渴望合作是实情,心存提防亦非虚言。越南反复援引国际法条文的背后,真正担忧的究竟是什么?
会谈桌上的热络与桌下的凉意
11月4日这场高层对话,中方新闻通稿措辞平和稳重。内容涵盖交通网络一体化、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人文交流深化以及联合人才培养等多个维度,字里行间透出“同志加兄弟”的深厚情谊。至于海上分歧,仅以一句“妥善处理涉海问题,携手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轻描淡写带过。
而越方报道口径则明显不同。据越南国家通讯社(VNA)披露,黎怀忠外长在会谈中专门强调海上事务,明确指出必须“严格依据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律规范行事”。同一场磋商,双方话语重心却呈现出鲜明反差:中方着眼发展全局与共赢路径,越方则锚定规则边界与权利底线。
我的观察是,这种温差恰恰折射出中越关系最本真的状态。越南非常清楚自身所需——它亟需中国的基建资金、终端市场、技术标准与互联互通项目来激活南北经济走廊;但同样清醒的是,南海争端已成为其手中少有的、能在战略层面与中国进行博弈的重要支点。
10月30日,中越两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负责人举行专项工作磋商。这类副部级以下、聚焦操作细节的机制性沟通,表明海上分歧已深入具体海域划界、执法协调、资源开发管理等微观环节,远非宏观层面“加强管控”四字所能覆盖。
今年4月,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一份内容翔实的联合声明。其中有关海上问题的表述尤为耐人寻味:“同意秉持友好协商精神,持续探索兼顾双方核心关切、契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基本原则的长期性、根本性解决方案。”
这句话看似达成共识,实则暗藏张力——对越南而言,UNCLOS构成一切海洋权益主张的终极准绳;而中国始终坚持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谈判自主解决争端的基本路径。
同一个“国际法”概念,在河内与北京的政策语境中,承载着截然不同的法理内涵与实践指向。
国际法这张牌,越南打了多少年
不少人误以为越南近年才将国际法作为南海议题的核心话术工具,事实并非如此。经系统回溯时间轴可见,越南在此领域的策略性运用,已延续整整十年之久。
2016年7月12日,菲律宾单方面发起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尽管越南并非该案当事方,但裁决公布次日,越南外交部即发布官方声明,公开表示“欢迎该裁决结果”。
十年后的2026年7月12日,越南再度选择这一时间节点重申立场,强调“一贯支持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释与适用海洋争端规则”。
这一现象极具启示意义。对于该仲裁裁决,中方自始至终定性为“非法无效”,坚持“不接受、不承认”。而越南却将其视为关键法律资产,每隔数年便郑重取出、反复宣示。
为何如此执着?因该裁决在法理推演中得出一项对越南极为有利的结论:南海岛礁不具备生成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权利基础。这一判定,客观上削弱了中国基于岛礁主张的海洋管辖权体系。
今年5月,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就西沙群岛问题发表声明,宣称“越南对黄沙群岛拥有充分历史证据支撑与坚实国际法依据”,敦促中方“切实尊重越南主权与管辖权”。
9月初,越南再次就中国在西沙群岛实施的常规设施运维工作表态,指称所有相关行动“完全缺乏合法性”。中方于9月3日迅速回应: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主权争议,越南无权干涉中国正当合法的主权行使行为。
我认为,越南持续高举“国际法”旗帜,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弱势下的理性应对策略。其海军力量与中国存在代际差距,若在海上采取强硬对抗姿态,胜算微乎其微。但在国际舆论场与法律话语体系中,UNCLOS却是它能够与中国展开平等对话、争取道义支持的关键平台。越南深谙如何借助制度性规则弥合硬实力鸿沟。
更值得注意的是,越南打出的这张牌,并非仅针对中国。10月28日那次表态中,越南同步批评菲律宾相关行动。这种“一并点名”的做法隐含深层意图:塑造自身作为“国际法治捍卫者”而非“地缘冲突挑起者”的形象。此类叙事既面向美日等域外力量释放信号,也意在向东盟内部成员国展现立场中立性与规则一致性。
戒心不是一天建起来的
要真正理解越南对中国长期保持战略审慎的深层动因,必须将观察视角拉长至更宏阔的历史纵深。
中越陆地边界虽已于1999年签署条约完成划定,但海上边界的法律确认至今尚未实现突破。
西沙群岛由中国全面有效管控,越南虽持续提出主权声索,但从未形成实际控制;南沙群岛则呈现多国分治格局,越南占据岛礁数量最多,达29处,常驻兵力约2000人,指挥中枢设于南威岛。这种主权主张与实际治理能力之间的巨大落差,始终是越南决策层难以释怀的战略痛点。
从经贸结构看,越南对中国的依存度持续走高。2025年,中越双边贸易额攀升至2961亿美元,同比增幅达13.7%。中国已连续20余年稳居越南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仅2026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已达1532亿美元。
越南出口所需的中间产品、进口依赖的原材料与高端设备零部件,大量源自中国市场。连接胡志明市与河内的现代化铁路干线,越南北部多个新兴工业园区的规划建设,背后均有中国资本投入与工程技术支撑。
矛盾恰在于此:经济联系越紧密,安全焦虑越强烈。越南高层对此心知肚明——今日提供投资与市场的伙伴,明日也可能凭借杠杆效应施加政治压力。这种“安全困境”意识,并非突发于当下,而是深深植根于1979年边境冲突后形成的集体战略记忆之中。
因此,越南近年来的外交运筹颇具章法:它既与中国签署共建“命运共同体”的联合文件,又与美国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既欢迎中国企业参与国内重大基建项目,又同步加强与日本、印度在海上能力建设与联合演习方面的互动。这种“多向布局、分散风险”的策略,本质是规避单一依赖带来的系统性脆弱。
我还注意到一个微妙变化:越南近年在南海议题上的官方表述日趋精细化。不再沿用早年直白的“中国侵犯越南主权”等情绪化措辞,转而采用“依据国际法框架”“符合UNCLOS条款”“保障南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等更具专业性的术语体系。
这种话语升级,反映出越南正着力构建自身作为“国际规则践行者”的公共形象,而非简单被贴上“区域麻烦制造者”的标签。
此举既显智慧,亦藏隐忧。智慧之处在于,它成功抢占了国际舆论制高点;隐忧则在于,倘若越南误判形势,以为若干份法律文书与外交声明足以重塑南海现实格局,那便严重低估了中国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决心与能力。
我的基本判断是:越南在南海问题上频繁援引国际法,是一种由深层战略焦虑驱动的防御型政策选择。它无意与中国彻底决裂,而是试图借此不断向北京传递清晰信息——在南海议题上,越南既有不可逾越的红线,也握有可供博弈的筹码。
但牌局一旦常态化,便易模糊虚实界限。中越关系这艘巨轮,合作共赢始终是主航道,但水下潜伏的暗礁,从未真正消隐于风平浪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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