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6日凌晨,在靖国神社门前点燃蜡烛的是一个叫刘强的人,他两个月前还在福岛地震灾区排队献血、给灾民做心理安慰。日本当地的媒体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位会说英语、日语和西班牙语的中国志愿者,并且还配有比较礼貌的语句。
刘强原来的生活很平稳,他在广州当英语教师,并且会说英语、日语、西班牙语三种语言,还持有心理咨询师资格证,收入也不错。但是在福岛大地震之后,他就去日本做起了心理疏导志愿者工作,做的就是把别人从崩溃边缘拉回来的事情,并没有去添油加醋。因此后来认识他的人都觉得这件事很纠结:一个去救援的人怎么会变成一个纵火犯呢?
事情败在了2011年的12月18日,当天韩国总统李明博访问日本,并且把慰安妇赔偿的问题摆到了桌面上,而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则当众硬扛了下来;同一天,有68名日本国会议员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再往前一点,在和歌山的一所语言学校里竖起了一块碑来纪念侵华日军的一个联队,刘强想去抗议却被教务长赶出了学校。一块只谈侵略不谈罪行的碑可以放在校园里,一个人提出异议就被赶走,这件事就把话说尽了。再加上其他的刺激叠加在一起,于是他就去了。
另外一本家庭账本上也记载着一些事情。刘强的外祖母是韩国人,当年被强制征用为慰安妇;外曾祖父参与了抗日斗争,被日军活活打死;爷爷刘别生是新四军的一名将领,在抗日战场上牺牲了。这些并不是他从书中偷来的,而是外婆临终前亲手告诉他的。因此在很多关心此事的人看来,那一晚发生的火灾并不是一时冲动造成的,而是三代人多年的怨恨一起爆发了。
那天早晨他拿着汽油瓶去神前点火,换了两次车,从成田机场飞往韩国,1个星期之后他又把燃烧瓶扔给了日本驻韩大使馆,这一次他没有逃跑,被韩国警方当场抓获。
法律这条线拖了1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韩国方面一审判处放火未遂10个月的刑罚之后,日本方面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自己的施压行为,并且继续向韩国方面施加压力,要求把他们从韩国引渡出去。而韩国人民也自发地捐款支持,并且组建起1个10人的律师团队,在母亲的带领下来到法庭上为自己的儿子辩护,把家族三代人的历史资料一件件地展示给法官看。2013年1月,首尔高等法院驳回了日本方面的引渡请求,并且认为该行为属于政治性犯罪。在引渡案件中,这5个字所起的作用很大,它表明一个人的动机里有历史和政治的因素,因此不能把这个人当作1个普通的罪犯来交给外国。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之后,日本终于在这里卡住了。
回国之后和网上热闹的情况完全不同,他和对方合作的机构给出的理由就是四个字:太有争议。培训机构可以解除合同,心理工作室也可以解除合同。父母长期不让他见,电话也很少打来;妻子因为邻居们的议论而提出要离婚,并且带着孩子离开了。有半年的时间他无法按时缴纳房租,躁郁症的症状也越来越严重,在一个早晨站在宾馆的窗前想自杀。虽然有很多人在屏幕上为他加油打气,但是没有人愿意来帮他付房租、陪他看病或者替他抵挡住来自邻居们的闲言碎语。代价就是落在具体的日期上:房租、婚姻、父母、工作,一样一样往外掏。
这几年他辗转多地做临时工,并没有组建家庭。学校和公益活动请他来讲慰安妇的历史,他就去讲。从2018年开始他就开始做短视频了,账号多次被封,每次被封他就换个名字再注册一次,接着继续讲。到2026年的时候他还保持着每周五、周六深夜开播的习惯,并且不带货也不打pk,只聊历史、唱老歌。深夜这个时间段的流量本来就很少,不带货就没有收入,这一点他知道。但是他还是一直在开,因为在白天热闹的氛围里没有地方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
他说过自己从没有后悔过,并且认为自己不是英雄。他所要让人记住的是历史,并不是刘强这个名字。这句话听起来很轻,但是放在他身上却很重。
争议一直存在:从法律的角度看,纵火属于违法行为,一审就被判了10个月;从感情的角度来看,这把火烧到了几代人未结清的历史伤疤上。有人认为,一个人用违法的方式把一段历史推到人前,能不能得到道义上的原谅,要看这段历史本来被遮盖得多么严密;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只要手段越界了,再大的理由都不能为它背书。两者的说法都有道理,但是都无法说服对方。最终被夹在中间的只有刘强这样一个既没有被尊为英雄也没有被当作普通人的刘强。一把火可以烧掉一扇门,但是却无法把几十年的账一笔勾销。那么他在这十几年里所花费的房租、婚姻以及宁静的生活又值不值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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