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延安,陈伯达把刚写成的《墨子的哲学思想》送到毛主席案头。那时,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阶段,研究古代文化并不是书斋里的消遣,而是为了从历史遗产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

毛主席读完文章后,给出了很高评价:“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这句话,分量不轻。赫拉克利特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以辩证思想著称。毛主席用他作比,说明在毛主席看来,墨子并非只是一位提倡道德的古人,更是中国古代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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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毛主席认为原题目还不够有力,建议改作《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者《墨子的唯物哲学》。有意思的是,这个改题意见本身,就透露出毛主席看墨子的角度:不满足于把墨子归入诸子百家中的一派,而是要突出其思想中的唯物倾向和辩证因素。

墨子生活在春秋战国之际。战争频繁,贵族制度松动,社会秩序剧烈变化。孔子重视礼制与教育,墨子则更多站在普通劳动者和小生产者一边,讨论怎样减少战争、节省财用、选拔人才。两人的关切并不完全相同,思想气质也有明显差别。

抗日军政大学曾开展生产运动。1939年,毛主席在相关会议上谈到历史人物,特别提到大禹和墨子。他说,大禹做官,也参加耕作;墨子不做官,却亲自动手制作器物。随后,毛主席提出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党政军学各方面的人都参加劳动,国家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不是单纯赞美劳动。毛主席借墨子说明,读书、做官和劳动不应彼此隔绝。一个脱离生产、只会发号施令的群体,很难真正了解社会基层。墨子“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说法,强调人的生活离不开自身劳动,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作用的论述,可以相互参照。

墨子最有名的主张,是“兼爱”“非攻”。所谓“兼爱”,并不是要求人们抹去亲疏差别,而是反对强者凭借权势欺压弱者,反对贵者傲慢地对待贫贱者。墨子希望形成“强不劫弱,贵不傲贱,多诈不欺愚”的社会秩序,针对的正是当时严重的等级压迫和利益争夺。

毛主席青年时期阅读伦理学著作时,曾对墨子的“兼爱”作过分析,指出它包含互助意义,并非让人放弃自身正当利益,去满足他人的小利。这个批语很关键,说明毛主席并没有把“兼爱”理解成空泛的博爱,而是把它放在社会关系和实际利益中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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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曾说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意思是只要有利于天下,即使从头到脚受尽劳苦也在所不辞。毛主席后来强调“人是应该有点精神的”,其中所说的担当意识,与墨子重视行动、反对空谈的特点确有相通之处。

墨子还有“节用”主张。他反对统治者把大量财力耗费在宫室、仪仗和奢侈享受上,认为国家的财用应当用于养民、备灾和维持社会生产。毛主席重视这一点,并在1956年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

1957年2月,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再次谈到节约。他指出,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经济基础仍然薄弱,要实现富强,需要长时间艰苦奋斗,厉行节约便是其中的重要方针。这样的判断,和墨子反对奢靡、主张把财力用在实际事务上的思想,存在明显联系。

“尚贤”则是墨子政治主张中的另一根支柱。墨子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看出身和亲疏,应当根据才能任用人员。毛主席对此十分重视,明确反对任人唯亲,强调任人唯贤。1938年,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把这两条路线作了区分,认为任人唯贤关系到党的作风和群众基础。

墨子相信普通人的力量,毛主席也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两句话相隔两千多年,所处时代完全不同,但都没有把历史进步归功于少数人的聪明才智,而是看到了广大劳动者在生产、战争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因此,毛主席称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并非简单排斥孔子,也不是一句随意的夸赞。孔子重教化,墨子重实践;孔子讲礼,墨子问用;孔子强调秩序,墨子不断追问百姓能否少受伤害。毛主席从墨子的思想中看到的,正是劳动、节俭、尚贤和利民这些能够落到行动上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