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最重大的政治工程,并非某一栋宫殿、也不是一次远洋航行,而是在于将明朝的政治中心重新定位。
依靠靖难之役获得皇位,在初登基的时候就对政敌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从继承的过程来看,争议是难以消除的。但是永乐时期,北京城修建、运河整治、《永乐大典》编纂以及郑和七下西洋等重大工程相继进行,并且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事都发生在他手上呢?答案并不在“好大喜功”上,而是在于他想把一条没有根基的皇位变成可以运作起来的政治机器。
朱棣的基础是在北平。1402年南京沦陷之后,虽然登上了皇帝的位置,但是仍然延续着以前以南京为中心的政治格局。留驻南京按照原来的计划行事最为简单;搬迁到北方的话就要使官员、军队以及中央机关都随之迁移,并且还要面对新的财政和交通方面的困难。
但是他仍然选择了在北京建造。1406年开始修建宫殿,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1420年前后基本上完成了。第二年,北京就成为了明朝的首都,而南京则继续作为陪都存在。对于朱棣而言,并不是简单的换了一个办公室而已。北京地处北方边境线上,是他的政治、军事领域所熟悉的地区。迁都以后,国家决策中心距离北方的事情比较近了。
紫禁城把皇权运作的方式体现在了空间上。宫殿各个部分的划分、各种仪式以及官员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维护朝廷的秩序而服务的。现在人们常常把故宫看作是文化遗产来对待,但是明朝初期的时候,故宫首先是一个皇帝管理国家的地方。从它的规模与布局可以推断出中央政府想要怎样来构建自己的政权结构。
但是迁都只是解决了权力中心在哪儿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北京怎样维持正常运作的问题。江南仍然是重要的财赋来源地,京师的人口、军力以及官员体系都要不断地得到补充。如果粮食运输出现问题的话,那么迁都所付出的代价就会很快体现出来。
于是朱棣就对大运河进行了整治。运河并不是由他下令重新开通的,南北水道已经历了几个朝代的修建。永乐年间遇到的问题就是老河道能不能承受住新运输的压力。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开始修筑山东会通河,并且主要解决南旺地区水源、水位的问题。治水人白英提出了用汶水来调节南北水量的办法,宋礼主持实施了这个计划,于是戴村坝等一系列工程相继建成。
该工程不但是使船只能够通行于一段河段之上。它使得南方的粮食、物资可以更加稳定的到达北方,从而支持起北京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心长久的存在。迁都是为了满足漕运的需求,而漕运又是保证迁都之后供应的重要条件。二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南北治理模式。
朱棣也想把文化的资源收归到朝廷中来。《永乐大典》始于明成祖永乐年间(公元1403年),历经扩充与修订,在永乐十八年(即1420年)全部编纂完毕。全书共有两万卷左右,分为一万一千多册,收集了大量的书籍,并且有三千多人参与其中。在当时的情况下,搜集、抄写以及整理工作都是非常费力的事情。
它当然具有保存文献的意义,但是不仅仅如此,还是一次大规模编纂书籍的行为。新的朝廷要对官员、知识分子进行重新整合,并且利用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以及各种典籍资源来开展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上的组织行为。但是这本书后来大部分都丢失了,永乐版已经找不到了,嘉靖版只剩下很少的一部分了。剩下的部分仍然保留着很多古代文献的内容。
海上活动使国家组织能力延伸到更远的地方。郑和船队于1405年开始第一次航海探险,此后又数次到达东南亚、南亚以及印度洋沿岸,并且曾一度到达过西亚和非洲海岸线。它包括造船、人员调动、物资供给以及外交联系等各个方面,范围要比一般的商船航行大得多。
但是把郑和下西洋直接说是明朝要建立起海洋帝国是不正确的。船队是由政府来组织的,主要是为了外交以及官方贸易而存在的,并且并没有建立起一个持久的海外殖民地。它反映出了永乐时期动员的能力,同时也受到皇帝决策以及国家财政的影响。一旦政策重点发生变化之后,这样的远洋航行也就难以保持原有的规模了。
这几个项目表面上看属于不同的行业,但是实际上都需要依靠中央来调配人、财、物。修建宫殿要用到工匠和材料,治理运河要招募河工,编写书籍要召集学者和抄写员,船只出海也需要长时间的供应。规模越大,社会所承受的成本就不可不考虑了。
因此朱棣留下的遗产并不是只有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部分。北京成了以后几百年的政治中心,紫禁城沿袭了明朝、清朝时期的宫廷生活,运河依然担负着南来北往的运输任务,《永乐大典》也保存了一些已经失传的古籍,而郑和船队更把官方远洋航行推向了顶峰。但是征兵以及财政上的压力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把朱棣简单地当作明君或者暴君来理解,并不能够解释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工程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他的皇位是通过战争得来的,而统治过程中也伴随着严酷的清洗;迁都、整治交通、编撰书籍以及开拓海外市场,则体现了他怎样把军事上的胜利转变为长久的统治。占领了南京就可以让他登基称帝,但是使国家按照新的中心继续运行就更加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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