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天津北洋戏院,白玉霜正在演出《闺门劝婿》。台下灯影摇动,台上唱腔正浓,谁也没有料到,这会成为她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场戏。
一个转身,几步圆场,她的身体突然晃了一下。鲜血很快染红了戏服和台毯。观众起初以为这是剧情安排,直到后台人员冲上台,才发现这位名动一时的艺人已经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
白玉霜原名李慧敏,1907年出生于河北滦县。四岁时,她被亲生父亲送给莲花落艺人李景春。那个年代,贫困人家把孩子交给戏班,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对李慧敏来说,这次离别却改变了她的一生。
她跟着养父四处奔走,十岁左右进入孙家班,最初学习京韵大鼓。一次,她在角落里自唱自练,被孙凤鸣听见。这个偶然的机会,让她接触到评剧,也让她第一次看见了另一条生路。
评剧当时还被许多人称作“蹦蹦戏”或“落子戏”,流行于乡镇和市井之间。它来自民间,唱的是百姓熟悉的悲欢离合,身份却远不如京剧体面。台下有人来听戏,也有人只把它当作消遣。
李慧敏不服气。
她练唱腔,磨身段,背唱词,常常在寒风里一站就是半天。别人觉得评剧不登大雅之堂,她却认为,艺术高低不能只看出身,更要看台上的功夫。
十四岁那年,养父李景春病逝,养母和弟弟失去依靠。李慧敏只得提前挑起生活重担。她在母亲协助下组建玉顺评剧团,既当班主,又当主演,还要操心剧团的衣食住行。
那时的演出并不讲究完整的剧目,快书、大鼓、河北梆子等常常混在一起。观众笑了,赏钱便多一些。可李慧敏心里清楚,这样只能糊口,不能让评剧真正站稳。
她请人排戏,反复修改唱本,要求演员一遍遍练习。有人嫌麻烦,她却说:“演出要有规矩,演员也要有规矩。”这句话不长,却成了她一生的做派。
李慧敏的嗓音偏低,中低音宽厚圆润,鼻腔共鸣明显。她没有刻意模仿别人,而是抓住自己的优势,逐步形成低弦低唱的独特唱法。后来,她改艺名为白玉霜,白派艺术也由此逐渐成形。
她并不排斥学习。京剧名家的表演,她会专门买票观看;别的评剧演员有好腔,她也会认真揣摩。唱本再贵,只要有助于提高技艺,她舍得花钱。
有意思的是,她把这种严格也用在养女身上。后来成为名家的小白玉霜,曾因递马鞭时手势不合要求,被白玉霜当场纠正。台上几秒钟的动作,在她眼里同样关系到整出戏的分寸。
白玉霜真正走向全国,与她在北平的遭遇有关。1934年,她在开明戏院演出,受到北平市长袁良关注。按照当时流传的记载,袁良曾派人邀她赴宴,白玉霜没有答应,随后便被以“维护社会风化”为由驱逐出北平。
这场风波让她失去了一座城市,却没有毁掉她的名声。她转赴上海,在天蟾舞台继续登台。对一个没有强大靠山的女艺人来说,这不是简单换个地方唱戏,而是重新寻找立足之地。
1935年前后,白玉霜推动剧团统一使用“评剧”这一名称,并将原有的唐山话念白调整为更容易被各地观众接受的京白。变化看似细小,实际上扩大了评剧的传播范围,也提高了它的舞台规格。
1936年,白玉霜出演电影《海棠红》。她把自己多年受压迫、被摆布的经历,融入剧中人物的表演。影片在上海上映后引起轰动,白玉霜由此同时拥有了评剧名家的声望和电影演员的知名度。
可名声越大,身边的牵制越多。养母把她看作维持全家的根本,对她的演出安排极为密集,个人婚恋也被当成可以交易的事情。白玉霜爱上戏班乐师李永起,却始终得不到同意。
她曾试图用买房、置地、开买卖等方式换取自由,结果仍未如愿。李永起还遭到打手殴打,两人的来往受到监视。后来,白玉霜与李永起离开上海,到河北杨村短暂生活。
那段日子很短。她习惯了舞台、灯光和密集的演出,乡村生活的清苦难以长久承受。上海观众仍在等她,剧团也离不开她,白玉霜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回去之后,麻烦没有消失。她曾因报纸上的纠纷与吴菊痴发生牵连。吴菊痴被抗日锄奸人员枪杀后,白玉霜和养母被日军拘押。两人关押约两周,白玉霜遭受折磨,身体从此明显衰弱。
即便如此,她仍需继续演出。一天两场,风雨不停。1942年,她被诊断出患有子宫癌,病情已经十分严重。有人劝她停演,她只是摇头,说:“我是唱戏的,死也要死在台上。”
这句话后来成了事实。北洋戏院的那场演出中,她在唱腔未尽时倒下,终年35岁。她留下的不只是一个悲剧艺人的名字,也包括一套从民间土壤中磨炼出来的唱腔和表演方法。白派评剧,正是在这样的命运夹缝里,被她一点点唱出了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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