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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胡忠伟

2026年,李辉先生从《人民日报》退休十年整。退休后的李辉先生,没有放弃传记写作,仍然关注着文化老人。他写文化老人,为他们写真留影,书写他们在时代风雨中的升腾沉浮,揭示真相,解密故事,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文史样本。

20世纪90年代初,李辉在《人民日报》开设专栏,介绍文化名人,描述与文化老人交往的故事,钩沉他们的逸闻往事,揭示他们的爱恨情仇,像冰心、巴金、丁聪、黄永玉等这些大家,都是李辉采访的对象。

该专栏文章篇幅简短,语言平实,闪烁着思辨的色彩,前辈文人交往的场景如在眼前。尤为可喜的是,专栏都配有文化名人的一幅手迹图片,或寥寥数字的寄语,或一段题跋,字迹或端庄,或清丽,或隽永,或洒脱,每一个字都彰显着文化老人的个性和风采,一文一图,很吸引人,读起来真切可感。

李辉对文化老人的关注开始较早,20世纪80年代他在复旦大学上学期间,就与同学陈思和合作出版了《巴金论稿》,为自己开拓了一块现代文学研究的处女地。大学毕业后,李辉先入《北京日报》任记者、编辑,后来调任《人民日报》文艺部。近水楼台先得月,借助工作便利,他与文化老人们聊天、交游,一直在现代文坛的人与事中流连,撰写了一系列既追寻往事又关照现实的著述,常常言人之所未言,显示了他敏感的心灵和独具只眼的智慧。

李辉特有的简洁如话的行文风格,使我对他格外关注起来。此后不久,我就淘到了李辉的第一本书话集——《人·地·书》。在序言中李辉写道,三十余年前,自己在《中国青年报》副刊开设第一个专栏,起名为“人·地·书”,向唐弢、姜德明诸前辈学习,尝试书话写作。几年后,承蒙姜德明先生不弃,该专栏结集为《人·地·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该书扉页上,写着一句话“文学大世界,无非人地书。”这本书话集小32开本,1988年5月初版,封面由罗敏设计,浅绿色的封面背景上,唐达成题写的书名“人地书”三字偏右竖排,左边是一组白色的意象简笔画,粗线条勾勒,大色块点染,整体和谐美观,清新可爱,富有书卷气息。

这是一本内容驳杂的书,既有对现代文学史料的挖掘,也有对文化现象的反思;既有对某一专题的综合性研究,也有对某一作家、某一轶文轶事的介绍、追踪,都是与现当代中外文坛有关的内容。

这么多年,李辉始终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敏锐,以一个汉语言书写者的责任担当,把笔触聚焦于现当代文学文化史那一个个可爱的老先生身上,为他们画像,为他们写真,为他们立传,给他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面影。他的人物传记,作为文化史研究的生动个案,为历史留存记忆,为记忆补充血肉和肌理,为理解20世纪的中国增加了丰富的注解。

40多年来,李辉追踪前辈老先生,以一种诚意,钩沉过往岁月,书写前辈们如烟往事,不同侧面,不同印象,不同影像,在历史的场景中清晰如初,在过往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在他的笔下,胡风、沈从文、巴金、丁玲、冰心、丁聪、范用、方成、邓云乡、董鼎山、董乐山、冯骥才、黄永玉、黄宗江、黄宗英、贾植芳、郁风、萧乾……这一个个闪耀着文化光辉的先生们从岁月深处向我们走来。在亲近如诉的叙述中,让读者真切地感受那一代人的情感、情怀,他们虽经历了太多的人生苦难,但他们从无怨言,对生活还是那样没有奢望,还是那样甘于清贫,坚韧而朴素。

他写文化老人,书写一个个追求进步和自由的知识分子在时代风雨中的荣辱沉浮,人性的复杂纠葛,尽显于历史的细节和碎片之中,给人以具有冲击力的痛感。就在这样一种感觉里,历史烟云中许许多多的人与事,是与非,反倒更清晰地呈现在李辉的面前,促使他去寻求它们的本来意义。这种“促使”,促使李辉“放胆为文”,为时代留下了难得的文史样本。

“文革”过后,年逾古稀的巴金,毅然决然拿起笔,在思想解放的历史行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他忏悔过去,反思历史,在痛定思痛之后,提倡说真话,踏上了人生的最后一个高峰,写出煌煌五卷本《随想录》,被学界誉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良心”。

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亲历者、见证者、书写者,李辉无疑是十分幸运的。他与同时代的人一同感受老作家真诚的心,感受巴金的真诚和忧思。巴金倡导“说真话”,给学界吹来了清新的风,如山泉般清冽甘甜,一直滋养着他。可以这样说,是巴金的言行和“说真话”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李辉,他后来的非虚构写作和研究,正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在《人民日报》的上一个工作单位北京晚报社工作期间,李辉在副刊《五色土》推出“居京琐记”专栏,力邀老先生们撰稿,老北京的点点滴滴,人物旧事、民风习俗、街巷故事……留存于老先生们的心中,他们用笔细致记录下来,这些“京华风韵”,成为一代又一代读者为之感怀并留恋的历史场景。

李辉的笔,总能精准记录人物的细节和瞬间,虽然不经意,但耐人寻味,给人思考。他写巴金,“如同大树一般的巴金,其实个头矮小、体弱气虚,但思维敏捷、记忆准确。我没有想到,在作品中感情如激流奔泻、文字酣畅的巴金,言谈却不多。我们问一个问题,他很快说上几句便打住,很少主动说话。后来我发现,像巴金这样情形的有好几位先生,如沈从文、黄裳、金庸等,他们的文章读来无不酣畅跳跃,可是与之面对面时,却言谈颇少。”这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讷于言而敏于行啊。

再比如,李辉写丁聪。一个多么可爱的老头儿,画了一辈子漫画,抗战和内战时期的政治讽刺画,最能反映他的思想的锐气,贪官、伤兵、淑女、商人、穷教授、沽名钓誉的画家……形形色色的人物,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但是,在“文革”那个“把人变成鬼、把鬼变成人”的“疯狂”年代里,丁聪也“随大流”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回首往事,他为之沉痛。

1985年李辉去看望丁聪,当他告诉丁聪,胡风刚刚去世,丁聪讲了他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的经历:“头两天我和胡风还一起在怀仁堂开会,没过两天,他就成了‘反革命’。我相信了,还画了不少幅他的漫画,后来才知道……这真不好……”丁聪想说的话很多,但看得出,他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他摇摇头,脸上是内疚,是无奈。命运被扭曲,是那个特定时代的错,但作为那一代知识分子,丁聪和巴金等老先生一样,并没有放弃思考,仍然主动反思,给时代一个交代,也给自己一个交代。

在《张颖——亲历风云变幻》一文里,李辉深情写道:“我常爱对朋友说,老人们的记忆可能都是一个宝矿,只要愿意挖掘,就能在被冷落的寂寞角落里找到发亮的矿藏。光亮闪动,他们的晚年生活也就顿然起舞跳跃,多姿多彩,有滋有味。记忆中那些早已淡忘却又被激活的情景和细节,一旦见诸文字,遂成为整个民间记忆的一部分,因这些记忆在,历史就不概念化,不再空洞无物,而变得鲜活生动,具体得触手可及了。”这段话,我以为就是他非虚构写作的初心所在了。

李辉从撰写《浪迹天涯——萧乾传》开始,到《沈从文画传》,再到《沈从文与丁玲》等,他一路走来,静听历史的回声,书写人间的传奇,他的人物传记,就是这个时代的“列传”,是这个时代为文化人立传的书。

对李辉的阅读,让我产生了拥有李辉签名本的渴望。机缘总是不期而至。2016年,我通过《安康日报》梁真鹏先生的联系,得到了李辉的签名本《书生累》。这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散文丛书”之一,2016年1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秋白茫茫》《绝响谁听》等散文名篇,文笔沉实,目光依然关注着那些坚守信念而殉于信念的文化老人:邓拓、吴晗、瞿秋白、老舍、沈从文……一卷《书生累》,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光芒与沉痛,读来让人唏嘘不已。

对他而言,这些人物随笔、读书笔记,不仅仅是简单的“美文”,而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写作者在梳理历史的遗迹,在描述对历史的感慨,与此同时,作者的人生也自然而然成为随笔的一部分了。

看着扉页上李辉先生独具个性的签名,“李辉”两个字虽不是正楷书写,但却刚劲有力,棱角分明,我分明感受到了一个文化学者的铮铮铁骨,也使我想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老话来。

有了第一本作者签名本,总想着会有第二、第三本的。这样的喜悦接踵而至。2018年,李辉先生在《人民日报》上的专栏《藏与跋》结集出版,这是一本很精美的书,裸脊装帧,每一页都能平整地摊开来,用不着用手或镇纸压,看上去很舒服。

这一次,李辉“主动”寄来了签名本。原因是我在《藏书报》上发表的《李辉的第一本“杂耍儿”书话集》,被他看到了。李辉鼓励我,要好好读书,多积累,多写作。

这一次的签名,也有别于第一次简单的只有作者名字的签法,而是题上了“忠伟先生留念,李辉”的字样,包含着先生对未曾谋面的读者浓浓的厚爱之谊。先生的字未必最好,但先生的话语却绝对是谆谆教诲与殷殷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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