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底，重庆城里的空气，已经透出政权垮台的气息。蒋介石在城内坐不住了，并且在离开之前下了一道死命令。兵工厂、电厂、钢铁厂以及桥梁全部炸毁，不给共产党留下一点家底。
毛人凤掌管的保密局动作也快，几千箱炸药已经埋好了，引线也接上了。这道命令传到了杨森手里，他当时是重庆卫戍总司令，守城的担子压在他的肩上。
当着蒋介石的面，杨森点头受命，没有多说一句废话。但是一转身，他把手下的几个师长叫到跟前，甩出一句硬话，撤退的时候，谁要是烧老百姓的房子或者抢老百姓的东西，他就先枪毙谁。
这道命令听起来颇有良心，但是杨森并不是忽然换了性情。那时候国民党大势已去、解放军从东边压过来，重庆迟早守不住。杨森心里明白得很，真要放纵士兵在城里烧杀抢掠一番，等解放军进了城，这笔账迟早会算到他头上。
即便他逃到了台湾，战犯名单上照样少不了他的名字。管住部队，等于给自己买了一份政治保险，将来多少有个说法。
还有一层原因，蒋介石让杨森担任破厂总指挥，这个差事听着像信任，实际上把他架在火上烤。炸了，千古骂名由他背负；不炸，违抗命令的罪过由他承担。
杨森在车里向秘书发过牢骚，说他不愿干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偏偏要背这个黑锅。他不想当替罪羊，因此明面上领命，并且暗地里把调子往保民上转。
更关键的一点，地下党那边也递了话过来。川东地下党找到了民主人士鲜英的儿子鲜恒，这个年轻人正和杨森的女儿谈恋爱，关系近，话能递到。
他们向杨森开出了四条条件，核心只有一条，撤退时不得破坏市区建筑。杨森回话说，率部起义已经不可能了，但是他保证不破坏市区建筑，并且派了卫队去保护水电设施。这番话是承诺，也是给自己留后路。
后来事情的发展，一半靠杨森这道命令，一半靠别人。杨森的命令确实管住了一部分部队，重庆主城区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兵匪抢劫以及纵火，码头也没有乱成一锅粥，城市大体上平平静静交到了解放军手里。但是他管不住保密局那帮特务，那些人听命于毛人凤，炸药埋在那里，引线攥在别人手里，杨森喊破嗓子也没有用。
真正让那些炸药没有爆炸的，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工人护厂队。工人们摸进了厂区，把炸药搬走、把引线剪断，还有把一部分炸药沉进江里销毁。大溪沟电厂完好无损，大渡口钢铁厂的核心产能保住了七成以上。这些工人没有枪炮，靠的是对厂子的熟悉和一股不要命的劲头。
回头看这段往事，杨森那道保民令有良心的成分，更多还是算计。他不想当替罪羊、不想上战犯名单以及不想把退路堵死。话说回来，在那个乱糟糟的节骨眼上，他这道命令确实让不少老百姓少受了些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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