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聚餐结账后反悔驾车碾死同餐者

2022年7月15日晚,重庆合川。55岁的郑某和36岁的王某等人一起喝酒吃饭,郑某结了账。散场回家后,郑某越想越不对劲,觉得这顿饭不该由自己出钱,电话打过去,两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

电话里的争吵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郑某挂了电话,开着车出了门。凌晨两点,他到了王某住处楼下,手里拎着一根铁棒。

后面发生的事情,法院用几行字就写完了:郑某持铁棒击打王某,王某受伤倒在车辆前方,郑某驾车碾压后逃离现场,王某因车辆碾压致心脏破裂死亡。

从“谁该付饭钱”到“一条人命”,中间隔了几个小时、一瓶酒、一根铁棒,和一脚油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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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棒落下之后,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郑某后来说自己“因故意杀人已受到了相应的刑事处罚”。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3年7月11日的一审判决支持了这个定性:故意杀人罪,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加上危险驾驶罪,拘役三个月,罚金二千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

争议的焦点其实不在铁棒那一下。持械击打他人,如果只打到轻伤或者重伤,对应的罪名是故意伤害。但王某倒在了车辆前方,郑某没有停手,没有查看,没有救人,而是开车碾了过去。王某的死因鉴定写得很清楚:车辆碾压致心脏破裂。铁棒是前奏,碾压是终局。

在司法实践中,驾车碾压倒地的人,通常不会被认定为“不小心”或者“没看见”。一个醉酒的人(郑某血液酒精含量138.6mg/100ml)开车碾过车前的人,然后离开现场,法院要判断的不是他“想不想”杀人,而是他“知不知道”自己可能碾死人、以及“在不在乎”这个结果发生。间接故意的逻辑就在这里: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死亡,仍然选择把车往前开。放任,就是故意的一种。

如果郑某在铁棒之后停了手,王某倒地但未被碾压,案件大概率会走向故意伤害。但那一脚油门,把整个行为的法律性质推过了线。

六十万的“和解”,和三十七万的“反悔”

刑事部分尘埃落定,民事部分才真正让人看清楚这个人做事的逻辑。

一审判决前一个月,郑某与王某的父母达成了和解协议:赔偿60万元。郑某当场支付20万,剩下的40万,约定用一套农村宅基地自建房抵债。王某父母年近八旬,身体多病,没有收入来源,签了谅解书,撤回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份谅解在量刑中起了作用。法院后来在民事判决中明确写道:“鉴于当年王某父母出具了谅解,被告郑某因此在刑事量刑方面得以从轻考虑”。

然后郑某反悔了。

他一方总共只付了23万。剩下的37万,那套宅基地自建房成了“无法履行”的理由:农村宅基地自建房不能在非同一村集体成员之间流转,而且房子是和妹妹等人共有的,根本没办法按约定交付。一个在调解时被摆上桌面的“资产”,到了履行的时候,变成了一纸空文。

郑某在民事庭审中的抗辩是:自己已经因为故意杀人罪受到了刑事处罚,王某父母无权再要求赔偿。

这个逻辑的荒谬之处在于,他把“坐牢”和“赔钱”当成了二选一。刑事处罚是国家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民事赔偿是犯罪人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失的填补。无期徒刑是国家把他关起来,不是他付给王某父母的“对价”。更何况,那份谅解书之所以存在,恰恰是因为他承诺了60万的赔偿。他拿谅解换了从轻的量刑,然后试图把剩下的钱赖掉。合川区法院没有接受这套说法,判令他继续支付37万元。

一顿饭钱,两条线

这起案件里有一条清晰的因果链,但它的起点和终点之间的比例,让人很难不去想一些更远的东西。

起点是餐费。谁付、付多少、该不该AA,是饭桌上常见的小摩擦。王某36岁,郑某55岁,两人能坐在一张桌子上喝酒,关系不至于陌生。电话里吵几句,搁在很多人身上,挂了就挂了,第二天可能连为什么吵都记不清。

但郑某没有让这件事停在电话里。他选择了开车出门,选择了带上铁棒,选择了在对方倒地后把车开过去,选择了在碾压后离开现场。每一个选择都在把一件“不值得”的事情往不可挽回的方向推。

醉酒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因素。138.6mg/100ml的血液酒精含量,远超醉驾标准。酒精不会制造恶意,但它会拆掉一个人对后果的刹车。郑某在清醒时是否“敢”做同样的事,没有人能回答。但法律评价的是他喝酒之后实际做了什么,而不是他“本来可能是个什么样的人”。

王某的父母年近八旬,失去了36岁的儿子。他们签下谅解书的时候,以为换来的是一笔能让他们余生稍微安稳一点的赔偿。结果23万之后,剩下的37万变成了一场新的官司。郑某在监狱里服无期徒刑,而两位老人在监狱外面,继续为那37万奔波。

“不值”两个字,写不进判决书

判决书不会讨论“值不值得”。它只讨论行为、故意、后果和数额。故意杀人罪,无期徒刑;民事赔偿,37万。这些是法律给出的答案。

但案子外面的人会忍不住去想:如果那天晚上郑某挂了电话就去睡觉,如果他没有碰那根铁棒,如果他在王某倒地后踩的是刹车而不是油门——任何一环断开,王某现在应该还在,郑某也还在外面过他的日子。一顿饭钱,连一顿饭钱都算不上,是一顿饭钱里的一小部分,最后换来了一个人死亡、一个人无期、两个老人晚景凄凉。

郑某试图用“已经受过刑事处罚”来免除那37万债务的时候,他大概觉得自己已经为这件事“付够了”。但无期徒刑是他的刑期,不是王某父母的赔偿金。他混淆的这两件事,恰恰是这起案件最冷的地方:他始终在用一种“结账”的思路处理所有事情——饭钱该谁结,赔偿该不该再结。只不过第一笔账他没算明白,第二笔账他不想算。

法院替他把第二笔算清楚了。第一笔,已经用一条命抵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