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名单上画了圈，第二天就要枪决。
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监狱的牢门一响，范纪曼抬起头，面前摆着一顿饭。
碗筷很干净，菜也比平日多。看守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钥匙，铁环碰在一起，叮当一声。
范纪曼没有动筷。
狱方眼里，他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少将级专员，是“叛徒”。可铁窗里面这个人，另一个身份藏了十多年——
中共地下党员范纪曼
这个身份一旦揭开，饭就成了最后一顿饭。
他心里清楚。
范纪曼出生在四川梁山，后来也就是重庆梁平。一九〇六年三月，范家院子里添了这个孩子，长辈原本盼他读书、谋职、安稳过日子。
他偏偏走了另一条路。
一九二五年前后，范纪曼进入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课堂上讲军务，课外谈时局，年轻人挤在一起，声音压得很低，眼睛却亮。
罗瑞卿也在那一批学生里。四川老乡、黄埔同窗，许多话不用说透，彼此都明白。
一九二六年，范纪曼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打响后，他到叶挺独立团当排长，枪声一起，年轻人的热血就被推上了战场。
可战场不会照顾谁的理想。
一次变故后，他与组织失去联系。一个人辗转四川、北平、上海，身上带着外语本事，也带着不能对人说的身份。
那几年，他做过学运、军运，也被捕过。牢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他始终没把自己交出去。
一九三一年，他到上海担任交通联络员。后来在北平，他一边找组织，一边读书，学外语，写诗，翻译海涅的作品。
书桌上摊着外文稿，门外却随时可能站着特务。
后来，组织终于把他重新接上。给他的任务也更重：打进去。
范纪曼有黄埔背景，会俄文、日文、德文，又懂情报门路。国民党情报系统需要这样的人，他也正好借这个壳子往里走。
北平站、上海站、国际情报，一层一层往上。他后来进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任代理少将专员。
这层身份太扎眼。
白天，他穿着体面的衣服进出办公室，翻看文件，和各路人物寒暄。夜里，他把看过的东西记在脑子里，转成情报，送到该去的地方。
一张纸、一句话、一个调动方向，都可能决定前线许多人的生死。
抗战时期，他搜集日军军事情报。后来，他还在上海静安寺路一带开过书店，书架上摆着旧书，暗处却是联络点。
一九四八年前后，上海风声越来越紧。范纪曼获悉蒋介石总部准备迁往台湾的消息，这类情报，经他之手送出。
一九四九年元旦，毛主席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上海印刷受控，范纪曼利用条件秘密翻印，把材料送到地下组织手里。
他不是在暗处等天亮，他是在暗处递火。
可叛徒一开口，刀就落下来了。
一九四九年三月，范纪曼被捕。审讯室里，灯泡吊在头顶，桌上摊着纸，旁边站着人。
有人问他：“你的上线是谁？”
范纪曼低着头，嘴角有血，没有答。
判决很快下来：死刑。
四月十日夜里，他看着牢房角落。那里有一块木板，平日用来搁东西，边缘磨得发白。
第二天就要行刑。
凌晨，他扶着墙站起来，对看守说要上厕所。看守看了他一眼，钥匙在手里转了一下，撂下一句：
“早去早回。”
四个字很轻。
范纪曼听懂了没有，外人不得而知。但他进了厕所，没有再按死囚的路往回走。
他抓起那块木板，贴着墙根一搭，后退两步，猛地冲上去。手指扣住墙沿时，指节绷得发白。
墙那边是夜色。
他翻过去，落地，顾不上疼，钻进巷子。等看守再推门，厕所里只剩一块木板和空空的墙根。
人没了。
上海、南京一线已经乱成一团，国民党军政机关忙着撤退，追捕再凶，也追不回这个从死刑名单里翻出去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范纪曼在上海戏剧学院工作，讲舞台美术。讲台上，他拿粉笔画布景线条，学生看见的是一位沉静的先生。
后来，他又因冤案牵连入狱二十年。一九八〇年，原判撤销；一九八四年，他恢复党籍。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范纪曼在上海病逝，八十四岁。
最后的日子里，他不再穿少将制服，也不再从铁门里往外看。上海的房间里，桌上放着书和画稿，老人伸手抚平纸角，像当年在黑夜里按住那块木板一样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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