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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用重刑整顿吏治,到明朝中后期,贪腐又成了朝廷的一块重病。更让人唏嘘的是,皇帝派出去盯着官员的人,后来也成了官员和百姓最怕的人。

查人的权力越大,替人遮掩、向人索取的本钱也跟着变大。明初整顿吏治,动静很大。朱元璋出身贫苦,见过官吏怎样盘剥百姓,也清楚地方一旦把人逼到活不下去,朝廷要付什么代价。他认定乱世过后必须用重典,惩治贪官时毫不手软。

对一个刚坐稳江山的开国皇帝来说,官员肯不肯老实办事,直接关系到新朝的根基。惩罚之外,他还想让百姓帮着看住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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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有冤情,层层递上去可能被拦住,那就允许人到京城告状;地方官欺压百姓,便打开越过地方衙门申诉的口子。皇帝想借民间的眼睛,把瞒着朝廷干的坏事找出来。这说明他很早就碰到了同一个难题:案头的奏报,未必就是地方的实情。

皇帝准许告状,至少让受屈的人知道,县衙外头还有一条路。借民间力量查处违法,早在汉武帝时就有过声势很大的尝试。朝廷推行告缗,鼓励人们揭发隐瞒财产、逃避赋税的行为,告发者还能获得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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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告发同利益联系起来,原来熟悉家业的人,便有了揭发主人的动力。钱财和家产从隐蔽处被翻出来,朝廷也由此扩大了收入。

可让人们为了赏赐互相揭发,与建立一套日常、公正的查核办法,终究有着不同的后果。可从家门走到京城,远远超过告状两个字那么轻巧。凑路费、备盘缠,还可能耽误农事,都是普通人要考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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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让百姓申诉,明代皇帝还有直接监视官员的力量。洪武十五年,也就是1382年,锦衣卫设立,后来成为皇帝掌握的一支重要侦缉力量。它直接连着最高权力,能越过一般官署的办事程序。这种安排最吸引皇帝的地方,恰恰是普通官员挡不住它。

问题也跟着来了。普通官员挡不住,受害的人就更难挡住。一旦查案的人有意借题发挥,他掌握的缉捕、审讯和传递消息的权力,就能变成索取好处的手段。

原本用来防止官官相护的办法,运转日久,也可能生出一批新的庇护者。这种变化到了晚明格外刺眼。厂卫势力插手朝政,官员若想保住位置,除了把差事办好,还要揣摩谁在皇帝身边说得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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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做得对不对,与人有没有靠山,开始搅在一起。真正能决定一个人仕途的,常常是他同哪一股势力走得近。天启年间,魏忠贤得势,东林人士遭到打击。

1625年的迫害尤其严重。这里最令人心惊的地方,是朝廷并不缺办案的人,也不缺审问和惩罚的工具;恰恰相反,这些工具运转得很快,只是被握在了可以借它排除异己的人手里。

那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对联,放在这个背景下读,分量便很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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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关心朝政,最终要落实到敢不敢把眼前的问题讲出来。说话的人若先担心自己会被罗织罪名,坏消息就更难送到上面去。留下来的奏报越来越顺耳,地方真正发生的事反而越来越模糊。

从朱元璋严惩贪官,到晚明厂卫借权势害人,中间隔着不少代皇帝。开国时订下的章程还在,衙门的牌子还在,惩罚也一直很重。可是,谁可以查谁,谁的说法会被采信,已经随着权力所在发生了变化。

祖宗留下的狠话,约束不了后来皇帝对身边人的信任。清朝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康熙在位时间很长,晚年皇子之间围绕储位的争夺,让朝廷的人事关系越缠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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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眼光很容易从正在办理的差事,转向未来谁会掌权。一个地方官的过失,落到不同的人事关系里,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处置。再往后看乾隆中后期,皇帝重用和珅,朝廷的贪腐又成了大问题。

乾隆并不缺治理经验,登基多年,对官场也谈不上陌生。可对一个人的长期信任,足以让他在许多事务上不断获得方便。官员们看到谁受宠,行事也会朝着那个方向靠拢。

皇帝身边的亲疏,便这样传到了朝廷的日常里。若把目光再拉远些,这种起伏也超出了明清两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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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以善于纳谏著称,晚年仍为储位问题所困。一位皇帝在某个阶段做得好,后来可能有新的失误;他做得好的部分,也未必能由继位者照原样接下去。

只盯着贪官有多贪,很容易漏掉他怎样做成这些事。他敢伸手,是因为能控制某一道手续;旁人肯送钱,是因为这道手续关系到自己的钱粮、官位或者生计;敢于揭发的人少,是因为揭发之后还得在同一套关系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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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关系连起来,才看得见贪腐为什么会反复长出来。人性在其中当然起作用。有人知足,有人贪得无厌,有人做官多年仍能守住分寸。可朝廷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官吏,皇帝亲自认识的只是一小部分。

若把地方清明寄托在每个人都足够高尚,或寄托在每一任皇帝都精明勤勉,朝政就会随着人的变化大起大落。皇帝年轻时精力充沛,可以亲自过问许多事;年纪大了,身体、判断和用人的习惯都会发生变化。他信任的人,便更容易替他筛选消息。

继位的人又有自己的亲疏远近。百姓能否碰上一个肯认真查案的官员,常常也就跟着这些变化起伏。官员之间的监督同样绕不开这个处境。被查的人知道自己的前程取决于上面,查人的人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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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位后台强硬的权臣,写下名字之前,就得估量后果。于是,法条里写着该查的事情,到了人情关系里,可能变成暂且放一放,或换个轻些的说法。这也让严刑的作用有了边界。

惩罚可以让已经暴露的人付出代价,却很难自动回答,谁来决定哪一桩事被暴露。查处的刀握在少数人手里,那把刀能否落下、落向哪里,就仍然受他们的意志左右。

有人因此惶恐,也有人因此更急着寻找保护。历代反腐留下了许多清官,也留下了不少真正为百姓申冤的人。他们的坚持可贵,恰恰因为那条路往往走得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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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常把清官的孤直记成美谈,可对需要办事、伸冤的百姓来说,碰上一位这样的人,多少还要凭运气。这份运气,正是帝制时代始终难以安稳交到每一个人手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