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我们无法亲历死亡，但又无人能置身事外。意识到“我存在”的“生”，便会意识到“我终将不在”的“死”，死亡意识与恐惧于焉萌生。死亡如墙，横亘在人与未来之间，墙后的未知或虚无令人战栗不已，只能在临终时留下匆匆难尽的絮语。“临终絮语”系列将与您共读这些絮语，并通过采访多位直视死亡的照护师与研究者思考死亡与临终关怀。死亡教育本质上是生命教育，最终是要回答如何活的问题。
在本文中我们将循着哲学家朱锐的“最后一课”和社会学家埃里克·赖特的“临终笔记”，探寻可以启迪我们应对死亡恐惧的睿智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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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学家的临终笔记》，埃里克·欧林·赖特著，马燕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7月版。
“到明年春天，我希望能重回正轨！”2018年4月6日，美国知名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埃里克·赖特（Erik Olin Wright）确诊急性髓系白血病，两周后，他开始在网上公开写下自己的病情和心情。虽然赖特努力着不让未来的可能性侵扰时日无多的生活，更不让死亡恐惧污染当下的充实、快乐与幸福，但他还是没能等到冬去春来，于2019年1月23日撒手人寰，享年71岁。他在临终十月内所撰写的博客文章经家人精选出版，成为留给世人最后的礼物。
《哲学家的最后一课》，朱锐著，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3月版。
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家朱锐也做出了相似的选择，他相信“对话是最好的告别方式”。2024年7月，他得知自己的癌症治疗已走到终点，便转到安宁病房，并决定将自己的生死思考做最后的分享。他约定记者，每天中午11点半相谈生死议题。十日对谈结束，朱锐终止了人工维生手段，并于一周后离世，终年56岁。
在各自的临终絮语中，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星尘。病中的朱锐反复打量着“旅行者1号”探测器从60亿千米外拍下的地球照片，仅占据0.12个像素的地球不过尘埃一粒，却孕育了有意识的生命，他慨叹，“每个人的意识都是宇宙的奇迹”。赖特对此同感惊奇，“我不过是缥缈的星尘，偶然间在这片神奇的银河角落漂浮，某些星尘在这里奇迹般地形成了复杂的组织，赋予了它们生命。而这生命，继而变得更加复杂，拥有了意识，且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与意识”。
朱锐和赖特都把拥有意识视为一种奇迹，而死亡不过是从有机物变回无机物，“我”这一抔最幸运的星尘，又散落寰宇，复归星尘。
死亡意识与死亡恐惧
意识这一神秘的涌现，既是无上的馈赠，也带来沉重的死亡之痛。意识到“我存在”的“生”，便会意识到“我终将不在”的“死”，自我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时，死亡意识于焉萌生。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欧文·亚隆（Irvin D.Yalom）断言，“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恐惧着死亡”。
《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欧文·亚隆著，张亚译，万千心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年3月版。
人之畏死，是概念性的、前瞻性的，即便一个人平安康健，躺在柔软草坪、沐浴和风暖阳，突然意识到自己终有一死，眼前美好不过镜花水月，仍会悲从中来、战栗不止。若不信任何描摹彼岸世界和灵魂归宿的宗教故事，死亡恐惧更会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人一死，存在就堕入了虚无。
当一个人开始认真思索死亡，或迟或早就会遇到古希腊哲人伊壁鸠鲁，他把死亡恐惧的形而上内核，当做劝说我们打消恐惧的理由——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尚未来临；当死亡来临时，我们已不存在；故而，死亡与我们无关。
对这种文字游戏，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嗤之以鼻：“这是玩笑，通过这玩笑，狡猾的观想者将自己置身于事外……如果他只想到死亡，而不想到在死亡之中的自己，如果他把死亡想成人类的境况而没有将之当成自己的境况，那么，这就只是玩笑而已。”
克尔凯郭尔没心思开这种玩笑，因为死亡意识是他真实且切身的生命经验。1813年，克尔凯郭尔出生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个殷实的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怀有异常强烈的宗教罪疚感，他坚信自己幼年时对上帝的咒骂会招致神的惩罚，令他的七个孩子都活不到基督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年纪（约33-34岁)。克尔凯郭尔的五个兄弟姐妹也确实相继早夭，二姐和三姐的生命都定格在33岁。这种逐渐被印证的家庭诅咒渗透进克尔凯郭尔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具体的瞬间，以至于他在34岁生日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竟然已经34岁了，这简直不可思议。”
《陶冶性的讲演集》（克尔凯郭尔文集8），克尔凯郭尔著，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月版。
死亡的紧迫感不仅促成了克尔凯郭尔在而立之年的论著丰产，也实实在在构成了他思考生死议题的底色。32岁前夕，他发表了《三篇想象场合的讲演》，在第三篇中，他假想自己在一座墓旁，透过身临其境的姿态，拒斥伊壁鸠鲁“事不关己”的态度，强调要把死亡“据为己有”。他认为，我们不该把死亡留在某个抽象的角落冷眼打量，而是要将其视为随时可能降临到“我”身上的一种可能、一种必然，如此才算活得认真严肃（alvor）。
活过34岁之坎，克尔凯郭尔晚期的作品对他称之为“基督教国”（Christendom）的丹麦国教会发起猛烈抨击。在他看来，基督信仰已经从攸关个人生死、带着恐惧和战栗的“信仰之跃”，退化为一种可以便宜获得的社会身份、一种文化基督教——人人出生便受洗，按部就班地参加礼拜，天堂地狱尽皆循规蹈矩。克尔凯郭尔所推崇的是“信仰骑士”，一种无畏世俗目光和伦理，与神建立绝对且私人关系的真正信仰者——信仰也当个人化，一如死亡。
《死亡否认》，欧内斯特·贝克尔著，叶一译，望mountai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6年3月版。
后来，文化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综合了克尔凯郭尔和精神分析学说，提出了“死亡否认”（death denial）的概念，认为正是对死亡与无意义感的瘫痪性恐惧，塑就了人类大部分行为、精神症状以及社会文化建构。以此为理论基础，社会心理学的“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通过大量实验证明，人类构建出一套共享的现实构想与意义体系，也即“文化世界观”来为自己提供意义感，个体则透过践行文化世界观所规定的价值标准来获取“自尊”，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类赖以抵御死亡恐惧的心理缓冲——克尔凯郭尔所批判的“基督教国”堪称该理论教科书级别的范例。
可以说，克尔凯郭尔是在“理性悬置”与“藏身群体”之外，展现出了第三种面对死亡的姿态，一种更严肃、更孤勇、带着焦虑重量的存在主义姿态，请死亡来当最严肃的老师，教我们认真地去抉择，去生活，去认识并成为自己。后世的演进大抵耳熟能详，尼采的“上帝已死”和“永劫轮回”，海德格尔的“常人”和“向死而生”，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和“他人即地狱”，加缪那“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与向“反抗”的转身……在当下这个世俗化的世界，已不存在预先给定的终极意义、价值和人之本质，我们不得不独自承担起为自身存在赋予意义和分量的责任，当然也包括死亡。
以言说救赎
某种意义上，身患绝症的赖特和朱锐，都进入了克尔凯郭尔的处境，死亡不再是可以悬置的背景，而是不得不直视的骄阳。作为世俗化的知识分子，两人都不相信任何对死亡的“无穷无尽的想象”，或是人们给死后世界所发明的“美丽的幻想”，比起国家、民族、宗亲、血脉等社会建构的实在，他们更希望自己能回归自然，重为星尘。那么，这两位学者何以能够克服死亡恐惧，坦然面对自己的临终？
或许，言说成为了他们的救赎。在生命倒计时的滴答声里，赖特争分夺秒完成了自己最后一本学术著作《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反对资本主义》，以及更重要的，写给孙辈的长信，即便最后时日他已无力亲为，仍坚持口述完成。在信里，赖特细细讲述了自己的一生，也把自己的工作、思想、价值观和政治信念娓娓道来，希望这封信可以作为他的化身，继续参与挚爱之人的未来。
更新博客也成为了赖特抗癌与临终生活的核心组成，他直言，提笔的本意并非更新信息，而是希望分享自己在这段丰富而深邃旅程中的所见所闻与所思所想，也帮助自己“更加深刻地理解死亡，理解死亡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赖特的博客开在网站“关爱桥”（CaringBridge）上，这是一家成立于1997年的公益组织，方便重病患者及其家人通过博客与亲友保持联系，也留下生命最后的记录，站点至今已有超过100万个页面。或许，这百万个意识星尘也和赖特一样，以临终絮语的方式积极应对死亡之痛。
朱锐亦然。在安宁病房里，他已无法进食，仅靠输液续命，仍坚持完成了最后的对谈。于此之前，他更是在心爱的哲学课堂里坚守到最后一课。2022至2023学年，刚确诊直肠癌的朱锐，经历了一年的辗转治疗。接下来一个学年，他就又站上了暌违已久的讲台，到了24年春天，朱锐已需要拐杖支撑自己脆弱的身体，他向同学坦然告知病情：“如果我有一天倒在课堂上，大家不要为我悲伤，而要为我开心，为我骄傲。因为哲学家是不惧死亡的。”
这句话，不论是在课堂、组会还是临终对谈中，朱锐都反复强调，他引用苏格拉底的名言“哲学就是练习死亡”，而练习死亡就是在追求灵魂的自由。朱锐坚信，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而死亡恐惧恰好体现了人最大的无知，人总在担心死后灵魂会发生些什么，但是，“从来不知道、没经历过的东西，为什么恐惧呢”？
《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谢尔登·所罗门、杰夫·格林伯格、汤姆·匹茨辛斯基著，陈芳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24年5月版
不过，毕竟不是人人都能拥有哲学家的睿智与豁达。面对肉身凡胎注定的朽坏，人类将自我与某种超越肉体寿命的实体、符号、成就或群体相绑定，来锚定无限意义，实现“象征性永生”（Symbolic Immortality）。“恐惧管理理论”指出了四种常见的途径：传宗接代、青史留名、累积财富、投身宏大事业或伟大民族，但朱锐和赖特对这些都不感冒。事实上，正式提出了“象征性永生”概念的心理学家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还提过，留下思想和创作，也足以架起桥梁联通生死，而这正是两位学者对死亡恐惧的管理方式。
《寻梦环游记》电影海报
《寻梦环游记》里有句话，“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写作、写信、讲课、对谈，都在把一次直视骄阳的私人经验转化为可以被别人阅读、记忆、传播的公共文本，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在后人的记忆之中。和死亡赛跑的临终絮语，也在积极地给自己的死亡赋予叙事分量，用语言把一场生物学意义上不可逆的溃败，包裹为一桩有主体性、富有意义的丰碑。正如知名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为自己的好友兼同事赖特的遗作作序时所说：“这些文字赋予了他逐渐流逝的生命深刻的意义。”
朱锐亦自陈，“在生命的末端，我的目标就是能够完成这本书……帮大家摆脱对死亡的不必要的恐惧，更理性地回到现实去关怀死”。与之对谈的年轻记者问，他想象的读者是谁，朱锐答：“我们的读者也可以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无疑，此刻在阅读这些临终絮语的我们，正被头顶星尘中前人的微光所照亮。
三重极限：不可说的，身体的，与社会学的
然而，作为救赎的言说，或是作为恐惧管理的书写，亦有其极限。
首先是理性本身的极限，对于我们无法经验之事物，语言也不能形成有意义的命题。
刚确诊时，赖特“将这次经历视为一次探索未知荒野的冒险，而非一场等待救援的劫难”，字里行间的乐观和勇气固然叫人动容，但他也坦陈自己对于死亡的情绪问题：预知自己将不复存在的悲伤。赖特很清楚，自己正在以临终絮语重构自己的生命叙事，但他同样也会怀疑，这些叙事与其所编织的意义是否足够可靠？面对未遂的结局又能否永续？噩梦里，“那种被生命最根本意义的源头彻底遗弃的恐惧”击中了他，他梦到身边亲友揶揄他靠写博客来理解自己病情的尝试是多么可笑，他的无意识发出诘问，这“不为任何目的而存在”的致死的疾病，意义何在？死亡，又意义何在？
《病非如此：一位人类学家的母女共病絮语》，刘绍华著，望mountai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版。
言说出现了一条裂隙，它确有疗愈之效，但其效力的限度也反过来成为言说者新的焦虑之源。赖特的爱人玛西亚嗔怪赖特把一切想得太过复杂，“你并非太聪明，只是太过理性”。这种理性与感性的分家，人类学家刘绍华在对抗癌症的过程中也感同身受，自嘲“书呆子”的她苦于极度缺乏不用太多思虑的手工技艺，例如打毛线或玩乐器，因为病中的自己更渴望靠那些活动来给奔逸的大脑片刻安宁，稳稳度过每个当下——正应着维特根斯坦所说：“对于不可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第二种极限在于，语言本身并无法穿透疾病最原始、身体性的部分。倘若健康是生活在器官的沉默之中，那么重症便是器官（乃至维生仪器）的众声喧哗。
“身体被疼痛支配，人跟身体也有了新的关系”，朱锐的生活被疼痛和脆弱打断，既无法继续心爱的登山运动，上课、演讲、写作等令其成为自己的能力也被慢慢磨蚀。这已无关理性，也无关意志，而是生理性的暴政。到了终末期的赖特，也常常徘徊于高烧的昏迷和虚弱的昏睡之间，甚至只有在获得输血后的短暂时间内，才能感到些许的精力。当然，他们还在努力抓住自己仅存的生命力去思考、去表达，但疾病对生活和生命的摆布仍显得不由分说，也不近人情。
第三种极限则来自社会学视角。不论是《哲学家的最后一课》还是《一个社会学家的临终笔记》，书名里透露了一个关键事实——他们并非作为“一个人”临终，而是作为“一个称职的、始终如一的哲学家/社会学家”迈向死亡，他们以思维的一致和身份的连贯去对抗物质身体正在经历的彻底断裂，以对生死的哲思和对临终过程的社会学洞察，抢在彻底失语前维持自己仍是同一个我思主体。
不过，这种成功需要前提。他们不仅敏于思辨、长于表达，也拥有能够被听见的社会身份，笃定地知道自己会有听众。而临终关怀师在一线服务时所应用的生命叙事和人生回顾技术，恰恰说明，对于大多数临终者而言，“能说且能被听”实非易事。作为社会分层领域的学术大拿，赖特很清楚，“个体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他也明白，自己的境遇“只有在高级护理中心的社会和物质组织条件下才得以实现”。
况且，这不仅仅关乎智能，更关乎审美。宗教可以是幻想，人群可以是幻觉，但意识到自己必须为未知的选择承担绝对责任同样令人不堪重负。克尔凯郭尔说，焦虑就是自由的眩晕，弗洛姆接着说，这种自由，常人唯恐避之不及。知识分子带着“哲学王”的心气，崇尚独立思考，不愿随波逐流，他们那种扛住自由的眩晕、直面死亡恐惧的英雄主义，事实上与他们接受的教育和传承的惯习密不可分，而这种优雅与独特也增添了他们作品与思想得以流传的符号资本。
但这又何妨？分析这些极限，并非揭露，因为从来无人隐瞒。死亡恐惧能否彻底克服，也并非重点，因为从来无人信誓旦旦。当我们试着把死亡带回生命，这些临终絮语的启迪与限度就同等重要，因为死亡不只是一个人文社科的研究问题，更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将其占为己有的严肃课题。
络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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