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一份落款为“沁源县人民检察院”的《通报函》在律师圈里疯传。
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函件的措辞严厉而熟悉:“在无任何事实依据、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恶意诽谤检察官,扰乱法庭的正常进行。”起因,是山东的石永胜律师在牛某吉涉嫌盗窃案的庭审中,向法庭递交了一份《回避申请书》。沁源县检察院不仅驳回了申请,还觉得不够,转头把这份线索通报给了山东省聊城市司法局,要求对石律师“核查处理”。
看到这份通报,我苦笑了一下。这场景,这套路,连同字里行间透出来的那股子傲慢味儿,我太熟了。
作为一个有着刑事辩护二十年经验,但被某高院投诉后一直无法回到此前执业状态、至今头上还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律师,看到石律师的遭遇,我不仅有兔死狐悲的荒谬感,更有一种不吐不快的冲动。
今天,我就凭着我自己被某高院投诉、被裹挟了八百多天的亲身经历,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掰开揉碎了说一说。
咱们来看看,这究竟是谁在“恶意诽谤”,又是谁在“不讲武德”。
一、八个月与十一天:时间线里的杀机
先看沁源县这个案子。2026年10月15日开庭,石律师当庭交了回避申请。十一天后的10月26日,检察院的通报函就发到了聊城市司法局。
这速度,雷厉风行。案件里关于证据和程序的核心争议还没审明白,先忙着把提意见的律师给办了。
再回过头看看我当年遭遇的。劳某某案二审庭审,是2022年8月结束的。某高院向北京市司法局投诉我“庭上诋毁办案机关”,函件进京是什么时候?2023年4月。
中间隔了整整八个月。
我当时就发文问过:如果我真在庭上“诋毁”了,合议庭当庭为什么不制止?更巧的是,这投诉函不偏不倚,偏偏卡在最高法死刑复核庭刚刚听取完辩护意见的节骨眼上。
当时有人就这事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问得很直接:《不讲武德,何以服天下?》。文章里有一段话,把时间差背后的逻辑挑得很明:“你某高院,等死刑复核完了,最高法的人做出了决定,你再撕吴丹红,不管你有理没理,至少还敬你三分……你直接不管不顾,举报律师,客观上,或者极大可能的影响到了最高院法官的判断评价,那你就是不讲武德”。
今天看,这番话放在沁源县检察院身上,同样适用。某高院是等了八个月,挑了个最要命的时机去告状;沁源县检察院是连等都不愿意等,十一天,案件还没出一审大门,先把“投诉律师”的雷埋下。
无论八个月还是十一天,传递的信号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律师“不听话”,我们已经向他的主管单位通报了。你让接下来接手案子的法官怎么想?你让正在复核的法官怎么想?这种向对方主管部门“递刀子”的做法,哪里还有半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体面?
二、回避申请,怎么就成了“诽谤”?
咱们再来看看,石律师到底写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惹得检察院如此大动干戈。
材料里写得清清楚楚,石律师申请回避,理由有两项:
第一,公诉人做了三次讯问笔录,里面有牛某吉无罪、罪轻的辩解,但没随案移送。庭审要求出示,公诉人明确拒绝。
第二,被告人当庭说首次讯问有诱供,同步录音录像在公诉人手里。公诉人不交,反而要被告人自己举证证明非法取证。
这叫什么?这叫“无任何事实依据”吗?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明文规定,要全面收集、移送有罪无罪、罪轻罪重的证据。第五十九条规定,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在公诉机关。石律师是拿着白纸黑字的法条在申请回避,指出的每一项都是公诉人具体的履职行为。
结果检察院大笔一挥:你这是“恶意诽谤检察官”。
这就好比你买了个烂西瓜,你去找老板退钱,老板不跟你讨论西瓜烂没烂,直接报警说你损害了他的名誉权。这叫什么?这叫以势压人。
这让我想起了某高院当年扣给我的帽子:“庭上诋毁办案机关”。手法如出一辙。他们根本不跟你讨论办案机关到底有没有疲劳审讯、三人合议庭组成到底合不合法,直接搞“降维打击”——把你对办案程序的质疑,偷换成了对你个人名誉的攻击。
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不和公诉人“死磕”证据和程序,磕什么?如果公诉人隐匿证据、倒置举证责任,这不仅是工作瑕疵,更是可能影响公正审理的法定回避情形。律师不指出来,那是失职;指出来了,就被扣上“诽谤”的帽子。
更绝的是,沁源县检察院还引用了《律师法》第三十七条。这恰恰是保护律师在法庭上言论豁免权的条款。可是检察院偏偏只盯着但书里的“恶意诽谤”四个字,连什么是“诽谤”都不去论证。直接宣布你诽谤,然后发函。
当“诽谤”成了一顶可以随便扣的帽子,那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就只剩下闭嘴这一条路了。
三、“正在调查”四个字,能把人逼到绝境
沁源县检察院发这封函,目的是什么?函里写得很直白,要求聊城市司法局“核查处理,并书面反馈”。
很多人可能觉得,司法局接到这种函,最多也就是问问话。律师只要行得正坐得端,怕什么?
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怕什么。
2023年4月,北京律协对我立案。之后呢?调查拖着,一直拖着。我等到2025年我申请变更执业机构时,八百多天了。因为《律师执业管理办法》里有一条死规定:“正在调查处理的,不得申请变更执业机构”。
这意味着,只要这个调查没完,你就休想转所。我一个在北京高校任教、执业二十多年的律师,就因为一纸没有任何结论的投诉函,执业被死死冻结在原地。
后来当然又遭遇了转所被主任阻扰,然后就陷入漫漫等待,很少有人真切地明白那种“钝刀子割肉”的感觉。没有任何处罚决定,就是一直“正在调查”。这是一种不见血的休克疗法,直接卡住你的脖子。
石律师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关口。检察院的函已经去了,聊城市司法局会不会立案?立了案什么时候能结?这段时间里,他的执业状态会不会受到影响?
只要“调查”的剑悬在头上,律师在接案、出庭、发声时,心里就会多出一道红线。
我特别想对聊城市司法局和律协说两句。之前我在微博上看到有同行吐槽:“有一段时间,权力机关去告律师的状似乎一告就准。律师的主管机关和行业协会就忙不迭地来立案继而对律师的执业行为进行调查,助长了权力机关的告状之风”。还有律师说得更直白:“律协号称是律师的娘家,不要求你‘护短’,但最起码在律师受到欺负时你不能一见到对方‘强势’就向自己人下刀”。
投诉机制当然要有,律师真违规了,该罚罚。但面对办案机关带有报复性质的投诉,司法局和律协不能当自动受理的“传送带”,得做实质性审查的“过滤器”。不能办案机关递个条子,你们就顺水推舟去查自己人。长沙律协当年处理法检联手投诉律师时,直接撤案,这才是行业协会该有的法治定力。
四、寒蝉不需要尖叫,它只需要让人安静
我经常在想,我们一天到晚在喊“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到底靠什么维系?
法官、检察官、律师,大家读一样的法条,坐在同一个法庭上。控辩双方本来就是对抗的,这很正常。这种对抗,应该是用证据说话,用法条讲理。你拿证据出来,我挑你的漏洞;你主张回避,我进行反驳,法庭居中裁判。输了,我认;赢了,你认。这是一个体面的过程。
但现在有些办案机关,在庭上辩不过你,或者觉得你太碍眼,散庭之后直接动用行政力量,写函、投诉、查你。把法庭内的辩论,延伸成了法庭外的行政处罚。
这哪里还有半点“共同体”的样子?这分明是“我是铁帽子王,你不能惹我”。
这些通报函和投诉信,真正让人感到后怕的,不是它最终有没有导致某个律师被处罚,而是它产生的寒蝉效应。
就像我被悬置的这八百多天。它并没有给我定什么罪,但这八百多天本身,已经完成了它该完成的事。它让我在每一个准备写下一段批评文字、提出一项程序异议的时刻,都清楚地知道后果可能是什么。它让旁观的年轻律师看到,行使权利是有“尾部风险”的。
刑事辩护本来就面临着会见、阅卷、取证上的结构性困难。在这之上再叠一层“行使程序权利可能招致行政审查”的风险,辩护的空间不会以某种戏剧性的方式消失,它会以每一次微小的自我审查、每一次“算了不说了”的方式,一点一点收缩。
法庭不会因此变得更安静,因为控方仍然在说话。安静下来的,只是那个本来应该说出“我要求你回避”的声音。
很难说当年某高院的投诉不是让我如日中天的执业生涯被突然打上了休止符。我在等我的变更执业机构程序,现在我还在等。我也在等聊城市司法局对石永胜律师的最终处理结果。
我不认识石律师,但我知道他提交那份《回避申请书》的时候,依据的是《刑事诉讼法》,写的是三份笔录和同步录音录像的具体问题。那是一份法律文书,不是一封诽谤信。
如果连这样的文书都可以被办案机关用一封函件重新定义为“恶意诽谤”,那么下一个写这种文书的人,落笔之前必然会想起沁源县。他会犹豫那一秒钟。
也就是那一秒钟的犹豫,让有些本应该被摆在法庭桌面上的问题,被永远咽回了肚子里。
希望某些办案机关明白,律师的退让,从来都不是法治的进步,那不过是寒蝉效应的又一次胜利罢了。别真把辩护律师逼到了只能闭嘴的地步,法庭上如果只剩下一面之词,那离真正的法治,就真的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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