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光先生那句 “当代草书不为识读负责”，在书法圈里流传极广，也误读极深。很多人把它理解为：要放弃字型，专注线条。
断章取义最省力，也最易失真。一句话被摘掉后半截，剩下的部分就会自动生出新的意思。他的原话是 “当今草书不再为识读负责，专为情感负责”，前半句说事实，后半句指方向。
有了 “专为情感负责” 这半句，结论就完全不同了。“不为识读负责” 说的是草书失去了被大众读懂的义务，不是说字型可以作废。前者判的是功能，后者判的是本体，中间隔着不能跨的界。
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等于说一个人不再负责记账，就可以把账本撕了。功能可以退场，载体不能消失。草书的字型就是那个载体，抽掉它，情感再饱满也无处落脚，笔墨再飞扬也无处生根。
所以这句话应当读成一个创作方向，而不是一份放弃声明。当代草书已基本退出日常识读的舞台，读者不再是需要辨义的公众，而是能够会心的同好。方向的转移，正是从现实里长出来的。
要理解这种转移，得先回头看草书是怎么来的。草书并非天生的艺术字体，它起初是一种为了写得快而生的实用性书体，从隶书的草化中脱胎，笔画省并、结构连带，全为效率服务。
它的流行圈子也很说明问题。草书长期在相互熟识的文人贵胄之间流通，写信、留言、记事、酬答，彼此认得笔迹，也熟悉语境。王羲之的《十七帖》就是一组信札。
然而科技取代了书法的实用性，书法只能向着纯艺术的方向发展，草书这种本就小众的书体更成为纯粹的艺术字体，使用草书的创作也就不能再局限于识读，而是要专注于情感表达。
从张旭光先生的作品也能够明显看出，他作品中的草书符号始终严守法度，并没有乱写。草法精准是作品归属于书法范畴的根本，否则就是线条涂鸦。张旭光先生作为当今书法的领军人物，自然不会任由书法偏离正轨。
情感与法度在草书里从来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法度提供可能，情感决定选择；法度让字站得住，情感让字活起来。缺掉一面，另一面也就跟着失去意义。
所以读张旭光先生那句话，要读三层。第一层是事实：草书失去了识读的普遍功能。第二层是方向：创作转向情感表达。第三层是底线：转向不等于弃守字型，也不等于弃守草法。
三层里最容易被忽略的是第三层，因为它是沉默的，不在句子里，而在作品里。言语至多只说出前两层，作品却把第三层一笔一笔写给人看，只是看的人常常只盯着字面本身。
这也提醒我们，评价一种观点不能只凭一句引文。要读上下文，要看说话人的整体主张，更要看他的实践。言行互证，才不至于把一位书家读成一句口号、一个空洞的标签。
时代变革是理解这句话的另一把钥匙。书法从实用走向纯艺术，是近百年来最为深刻的一次身份转换。转换之中，功能在退，本体不能退；形式尽可以变，字型不能变，草法更不能乱。
张旭光先生的判断，正是站在这个转换的门槛上说的。他看到的是功能退场之后的空旷，也看到了空旷里可以生出的自由。他要的是自由之中的秩序，而不是无序之中的放纵。
因此，把 “不为识读负责” 读成 “放弃字型”，是把一句有分寸的话读成了没有分寸的口号。分寸感恰恰是这句话最要紧的部分，也是张旭光先生最不愿被人抹掉的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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