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第八交响曲》（以下简称“马勒第八”）宇宙般轰鸣的音符落下，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观众席即刻爆发出欢呼与掌声，将马勒写在乐章末尾的终极精神救赎余韵，重又推至高潮。观众全体起立，掌声持续了整整十分钟。
26岁的芬兰指挥贝托祺（Tarmo Peltokoski）转过身，深鞠躬，仿佛胜利的统帅一般，挥起指挥棒，携台上的565人一次次致谢。
11月7日、8日，成立于1974年的香港管弦乐团（下称“港乐”）首次演出被称为“千人交响曲”的马勒《第八交响曲》。这也是贝托祺就任港乐音乐总监后，真正意义上的重磅首秀。
在古典音乐界，马勒第八是无可替代的坐标。这部作品在全球任何国家演出，都会被视为文化事件。
“马勒《第八交响曲》是人类最巍峨的成就之一。”在阐释这部作品时，贝托祺说，它甚至可以被视为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交响乐宣言，“在马勒的整体创作中，它自成一格，堪称他交响曲中‘不像马勒’的一部。”
创作于1906年夏天的马勒第八，是音乐史上第一部全程贯穿声乐的交响曲。港乐艺术策划总监塚本添铭对第一财经回忆，贝托祺2024年就被任命为港乐新一任音乐总监，双方讨论就职音乐会上演什么作品时，时年24岁的他，几乎没有犹豫，就说出了马勒第八。2022年，22岁的他就已经指挥了瓦格纳全套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
“在全球范围来说，马勒第八的上演几率都很低。他挑选这样一部作品演出，对乐团是极大的考验，也是里程碑的事件。这样的作品，理应留给最特别、最珍稀的场合。”塚本添铭认为，正因上演难度极大，且现场稀缺，只要有马勒第八，票房都会很好，反馈也会更加热烈。马勒第八的首场演出，开票即售罄。
马勒第八的全阵容参演人数，通常在五百人以上。除了一支包含22支木管、17支舞台铜管、7支侧台铜管的全编制管弦乐团，还需8位独唱家、6支合唱团以及管风琴。一支乐团要扛下这部重磅之作，除了高超的艺术水准，也需要过硬的组织能力，是能力、人力和财力的综合考验。
在马勒第八结束当晚，社交媒体上皆是对港乐和新任总监的赞叹。一位来自内地的乐迷说，马勒第八通常在新总监与乐团合作到某个阶段才呈现，“在就职音乐会上摆出这道硬菜，既十分冒险，又相当聪明。”这部作品能带来话题红利，但贝托祺以实力证明，自己有足够能力驾驭这部宏大之作，并带领港乐走向新时代。
“人们习惯了论资排辈，但很多年轻音乐家身上，都有一种刻进骨子里的音乐敏感，这种敏感性是在血液里的。”曾十多次参演马勒第八的歌唱家沈洋此次以低男低音声部饰演“沉思神父”，他不愿用“英雄出少年”来简单概括这位年轻指挥，“贝托祺所展示出来的经验和能力，其实已经跟年龄没有关系了。他就是优秀的音乐家，是超越时空的存在。”
历史上的马勒第八
1906年夏天，作曲家马勒本打算在麦尔尼格的湖畔木屋休养生息，却突然被某种旋律攫住，他在日记里写：“我本想把整个夏天都交给湖水与山风，什么音符都不写。但那首圣咏像一道光撞进我脑子里，我根本没法停下笔。”
百年之后，当贝托祺读到马勒的总谱，惊讶于这部浩瀚作品的写作过程极快，“在灵感如潮的惊人状态下一气呵成，前后仅用了两个月”。他在总谱里没看到马勒常见的那些标记，“没有讽刺，没有怪诞的号角声或荒诞的犹太克莱兹默音乐，没有鸟鸣，也没有无休止的进行曲。全曲洋溢的是丰盈的正面能量与对生命的热情。”
受“第九交响曲诅咒”的困扰，马勒曾以为，第八交响曲会是自己人生最后一部交响曲，他在给门盖尔贝格的信中写道：“我此前所有交响曲，都只不过是这首新作的序曲。”
就在马勒写完交响曲核心段落和框架，开始做配器和细节打磨时，接二连三的悲剧袭来。1907年，长女因病夭折，马勒确诊心脏病且被迫离开维也纳歌剧院。在人生至暗时刻，他却写出作品最明亮的终章段落。他在日记里写：“最黑的夜里，人才能看见最亮的光，我要把所有痛苦都烧成颂歌里的和声。”
1910年9月12日，马勒亲自指挥第八交响曲，在3200座的慕尼黑新音乐节日大厅首演。首演达到真正的千人规模，有包含8位独唱在内的858名歌手、171人的乐团。经纪人为了卖票，用了“千人交响曲”的名字，但马勒并不喜欢。
台下是欧洲多国皇室代表，以及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韦伯恩和作家托马斯·曼等欧洲文艺界名流。据亲历者记录和音乐史料记载，演出结束，观众席掌声长达20分钟。这也是马勒生前亲自指挥首演的最后一部交响曲。
上世纪60年代，指挥家伯恩斯坦第一个录完马勒交响曲全集。他认为，马勒的音乐包含并表达了整个世界，在自然观里，“他预言了二十世纪发生的所有事情”。
如此庞大的作品，在指挥家们眼中，注定是不一般的存在。指挥家迈克尔·提尔森·托马斯曾说，马勒第八“宛如一柄利剑划过，寒光闪闪”，演奏这部作品最大的难题，是人数的庞大导致气势太强，很容易变成臃肿而混沌的巨无霸。
指挥家蒂勒曼在德累斯顿国家歌剧院的离任告别音乐会上选择上演这部作品。他认为最大的考验是，稳住编制如此庞大的乐队就很难，同时要平衡音量，不能过吵。指挥必须时刻侧耳倾听，小心保持各声部的均衡，否则人声的独特味道或者管风琴的浑厚低音就将被淹没。
马勒第八的难是全方位的，合适的演出场地同样难觅。在贝托祺的家乡芬兰，十年才上演一次这部作品，而中国内地近20年间上演次数寥寥。全球范围，每年一旦有马勒第八的现场演出，就是大事件。国内乐迷津津乐道的是，去年指挥家捷杰耶夫率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在上海五天六场演完马勒交响曲全集，马勒第八开票即告罄，接近半数的乐迷来自外地。
一场音乐会背后的考验
“很多乐团都不常演马勒第八，我想最主要就是参演人数实在太多、成本太高。”塚本添铭说，从2024年启动筹备算起，港乐为这场音乐会花了足足两年，“最大的难题就是统筹”。
首先是8位独唱家阵容。杰奎琳·瓦格纳是当今热门的瓦格纳女高音之一，是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核心歌唱家。中国低男中音歌唱家沈洋自2018年跟丹尼尔·哈丁合作马勒第八以来，演过“沉思神父”一角十多次。8位歌唱家横跨德奥、北美、中国香港与内地，声部实力强大，在亚洲近年的马勒作品演出中属可遇不可求。凑齐这样一套阵容，要跨时区沟通档期、协调演出行程。他们的参演，让这场演出成为近年大湾区古典音乐演出中的声乐盛事。
合唱团方面，港乐不仅要组织起5支香港本地团队，从去年夏天就开启分团排练，还提前两年邀约伦敦爱乐合唱团。
演出空间的调整也是大动作。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原本可容纳近两千名观众，其中500多个座位划给了6支合唱团。为了容纳127人的庞大乐团，舞台作了延伸定制，向观众席推进三米，伸到A区第八排，前三排取消售票。
塚本添铭说，一场音乐会背后，是事无巨细的巨大考验。比如，伦敦爱乐合唱团80人团队的国际差旅和后勤保障十分耗费人力；光是敲定各合唱团坐哪个位置，来回沟通的消息就有上百条。
香港儿童合唱团此次有111位成员参演，年龄从11岁至16岁，13岁的蔡慧琦是其中一员。今年三月起，合唱团就开始排练，并针对性学习拉丁语和德语。
演出前一周，蔡慧琦每天穿着校服赶到排练场，从晚六点半排练到十点。“被巨大音响包裹时，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第一次见到指挥贝托祺，她很紧张，被成人合唱团的声量震慑，声音偏弱。她眼里的贝托祺不像一般指挥那么严肃，会开玩笑，也会调动气氛，让孩子们挺起胸膛，把自信拿出来，教他们如何用音乐表达喜悦或低落，还会示范德语、拉丁语的发音并现场纠正。
塚本添铭很佩服贝托祺对音乐的深刻理解，“他对总谱的掌握很透彻，完全具备脱谱指挥的能力。最让我佩服的，是他能把如此庞大复杂的演出力量拧成一股绳。”
排练场上，贝托祺几乎边唱边指，对每一个声乐角色的唱段、歌词、节奏都熟稔于心。面对超过五百人的庞大阵容，他的耳朵依然灵敏得能捕捉每一处细节，在混沌中精准打磨声音。
演过十多次马勒第八，沈洋观察贝托祺与乐手、合唱、独唱，以及助理指挥的沟通，发现他的独特之处，“他并不是要制作一种宏大磅礴的音响，而是反复强调音响平衡，强调马勒在总谱里留下的细节。他非常在乎这些平时容易忽略的细节，而恰恰这些细节，才是演绎这个作品的核心。”
“他更像是一位歌剧指挥。”沈洋说，贝托祺指挥声乐作品时，会唱所有角色的唱段。马勒为歌手写了非常细致的力度记号，以往常被指挥家忽略，但贝托祺谙熟于心，并且细致地做了规范。沈洋认为，真正有音乐天赋的人，经过学习而沉淀出内心的想法，而后自然而然地在音乐中表达出来，“贝托祺会去寻找总谱里隐藏的细节，尤其是一些弱音的处理。这种注重细节的特质，是一个优秀音乐家必备的。”
舞台上的贝托祺，仿佛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肢体语言强劲而有力。
贝托祺曾说，马勒第八最美的段落是第二部分开篇，这是一段室内乐，近乎呼吸般地极弱，仿佛人类脆弱细腻的精神世界。他试图在马勒构建的多重世界中寻找，用克制的方式开启一个个世界，而不是将绚烂辉煌的音色一股脑堆出来。待到末尾高潮处，他转过身，目光盯着观众席后排安置的4支小号、3支长号，巨大声浪自后场与舞台上涌出，全编制铜管形成立体声场，声音从四面八方包裹住听众，形成“宇宙级轰鸣”。
贝托祺说，“整部交响曲近乎单一主题贯穿，一切皆指向终点、指向高潮，指向救赎永恒恩典与慈悲的核心主题，指向‘永恒的女性’的力量，以及人类的复活。”他带着港乐，完成了一场马勒式的、从尘世仰望到终极救赎的精神之旅。
这位“00后”指挥家将带着港乐驶入属于他的新乐章。11月13日，他将首度执棒中环海滨户外音乐会，面对上万市民与游客。11月23日~12月6日，贝托祺将率港乐展开为期半月的欧洲巡演，横跨西班牙、德国、芬兰、奥地利四国八城，在欧洲古典音乐的核心地域展示港乐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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