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话一旦在法庭上说出来,满堂都会安静下来。那句话是:控辩易位。
2023 年 11 月,新疆某地,一起猥亵儿童案一审开庭。被告人努某始终不认罪,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是有期徒刑六年。
轮到辩护人发表意见。这位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起身陈述:被告人虽未认罪,但在案证据足以证明其犯罪,六年的建议偏轻,请求法院从重处罚。
那一刻,公诉席上坐着一位检察官,辩护席上又坐了一位。
更让人难以释怀的是后来的事。一审法院采纳了这个意见,判了七年,比公诉机关的建议还多一年。
努某上诉。二审查明,该辩护人开庭前没有阅卷,没有会见,跟被告人几乎没有沟通;到了庭上,反倒把矛头对准了自己的当事人。二审法院认定,这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于是以原审程序违法为由发回重审。
辩护人的职责,法律写得没有任何含糊。《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律师法》第三十一条用的是同一套表述: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其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这段条文只指向一个方向。辩护人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可以在无罪辩护与罪轻辩护之间斟酌取舍,也可以在证据确实充分时劝当事人认罪,换一个更轻的结果。但所有判断最后都要回到"为被告人"这几个字上。辩护人为被告人立言,不替公诉人立论。
一审法院的失守同样不该轻轻放过。辩护意见是法庭听取被告一方声音的通道。这条通道里传出的如果是指控之声,法庭本该警觉:此刻的被告人,实际上已经没有人为他辩护了。休庭也好,告知被告人有权拒绝、另行指派也好,法院本有多种办法补救。它却把这份意见当成了量刑依据。控审之所以要分离,就是为了让裁判者同时听到两种声音;只剩一种声音时,审判就失去了根基。二审撤销原判,纠正的不只是一位辩护人,还有那张已经失衡的审判台。
不是孤例,只是少见天日
喀什中院把这个案子作为"以案释法"的典型通报出来,可见它确实罕见。不过要说清楚:罕见的是被曝光,未必是发生。
这类做法,学界早就有了名字,叫"指控式辩护":辩护人扮演"第二公诉人",或者不顾被追诉人的意见,作出对其不利的辩护。《法商研究》有专文讨论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调研说得更直白:个别地方司法机关在特定案件中,把法律援助律师当作"第二公诉人"来用。
官方的态度也能印证。2025 年 7 月,司法部就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辩护人的权利作出批复,指出"个别办案机关通过法律援助的方式占用辩护人名额,致使当事人委托的律师难以顺利参与诉讼"。措辞克制,意思却很清楚:在有些地方,法援名额成了占位的工具。
批评之前,有一句话必须先说。
绝大多数法律援助律师恪尽职守。补贴微薄,他们照样在看守所、卷宗和法庭之间来回奔走,尽责程度往往不输收费案件。刑事辩护的底线公平,很大程度上是靠这个群体撑着的。他们值得整个行业的敬意。
也正因为如此,那少数越界的人才格外刺眼。他们辜负的不只是一个当事人,还有身边无数同行的名声。这样的行为不必另找词来形容:一名辩护人当庭请求加重自己当事人的刑罚,他已经亲手给自己下了定义。
坐错的,是位置
如果只把这件事归结为某个人的人品问题,那就把它看得太轻了。人会失守,很多时候是因为站的那个位置本身就在往一边倾斜。
先看授权从哪里来。按照制度设计,被告人有权拒绝指派的律师,辩护人的地位理应建立在被告人的接受和信任之上。但在实践中,这种"接受"大多只是被动确认:被告人不知道自己可以拒绝,也不知道拒绝之后还有什么选择。真正选定这名辩护人的是国家,被告人的那一笔签名只是流程上的一个环节。授权一旦虚化,立场就容易漂移。
再看报酬从哪里来。法援律师的补贴出自法律援助机构,来源是财政经费,不是当事人。委托辩护中,律师对当事人负责,因为当事人就是他的委托人;法援辩护中,律师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对指派方负责,因为钱是从那边来的。这算不上道德堕落,而是激励结构自然会产生的偏向。
两种偏向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尴尬的角色:受甲之禄,为乙之事,却要求他对乙尽忠。这与其说是在考验职业道德,不如说是制度设计给人出了难题。守得住的人可敬;守不住的,就成了"第二公诉人"。
权利从哪里来,往往决定立场朝向哪里。这是制度运行的实际情况。
两种听来顺耳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律师应当摒弃公诉人思维。"
这话乍听没错,细想却不对劲。辩护人本来就不该有公诉人思维,又谈何"摒弃"?更值得警惕的是它的潜台词:悄悄把一种"客观义务"加到辩护人身上,让他替公诉机关把关、替法庭兜底。
辩护当然有底线:不得伪造证据,不得教唆作伪证,不得妨害司法。但这些是法律划定的界限,并不意味着立场可以转移。守住底线和改变立场之间,隔着一整个辩护制度。用底线去偷换立场,正是"第二公诉人"得以滋生的思想土壤。
另一种说法更有吸引力:数十万律师都由财政供养,当事人把费用交给政府,再由政府统一发放报酬。
听上去很周全:律师收入均衡了,当事人也不必为请律师发愁。可它毁掉的恰恰是辩护制度的根基。辩护的独立,始于"当事人付费、律师向当事人负责"这层委托关系。律师的生计一旦全部系于公权力,辩护就会从一项"权利"退化为一项"服务",从"对抗"退化为"配合",从替当事人说话退化为替办案机关分忧。
这样均掉的不是贫富,而是立场。此议断不可行。
补上的,与尚未补上的
本轮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确实在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辩护;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也可以通知指派。"律师辩护全覆盖"又往前走了一步,初衷无可挑剔。
但有一层隐忧不能不说:扩张解决的是"有没有人辩护",没有解决"替谁辩护"。经费保障、指派机制、质量评估、违规惩戒这四件事如果不能同步跟上,覆盖面扩得越大,越可能批量制造"第二公诉人"。
让人稍感宽慰的是,草案补上了一条直指病灶的规定: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后,被告人又自行委托辩护人的,法援律师的辩护随即终止。这是对"法援占名额"的直接纠偏,与司法部的批复方向一致。立法者已经看到了问题。
可看到问题不等于解决问题。补贴标准要与办案成本相称;指派要尊重被告人的真实选择;考核要看是否"有效辩护",而不只是"到场辩护";越界的人要承受明确的行业惩戒。《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和《律师法》第三十一条写的是同一份责任,违背了,就应当有后果。
辩护制度的价值,不在于每个被告人出庭时身边都有人陪着,而在于每个被告人都有一个人只对他负责。
法援的初心是好的,但初心代替不了机制,善意也代替不了制度设计。
辩护人可以败诉,不可以失节;可以沉默,不可以倒戈。
辩护席上坐着的,应当是替被告人说话的人,而不是穿着律师袍、实际在替控方指控的"第二公诉人"。
法律人当守法律之界。辩之为辩,义在于此。
百恺归一,昌法以舜!钦哉钦哉,惟民之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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