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这帮喝人血、披人皮的豺狼,总有一天,共产党要向你们讨还血债!”
1937年,金维娇为保护游击队、两位党员的秘密,受尽了屈辱和酷刑。
金维娇肚子里怀着孩子,却冷眼对敌人,最终一尸两命,她经历了什么?敌人为何不肯放过她?
金维娇早年过得很凄苦,12岁时村里遇上罕见的灾荒,地里庄稼颗粒无收,但地主不管不顾,急着上门逼租、讨债。家里走投无路,只好把她送到高滩村,给一户农家当童养媳。
17岁时,金维娇正式出嫁,生活依旧很清苦。不过,金维娇心地善良又正直,谁家遇到难处了,她都愿意搭把手帮忙,时间久了,村里人越来越敬重她。
1935年前后,中共鼎泰区委书记郑丹甫等人经常到附近进行秘密宣传,一下子为金维娇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党组织指明了革命的方向,很快金维娇就入了党,自己家也成了地下交通站。
入党后,金维娇忙碌起来,家人也很配合,夫妻二人经常悄悄给组织送信。只要有革命同志路过她家,她就烧水做饭,给战士们准备粮食、带路。
金维娇还发挥了在村里的好人缘,挨家挨户动员乡亲们筹集粮食、钱款,为给战士们提供保障,她带着妇女们连夜赶制军衣和草鞋,送给驻扎在山上的红军游击队。
1936年6月,金维娇成为村里人民革命委员会妇女委员,带着妇女们参加抗捐税、分青苗等斗争。
这样一位心怀阳光的女子,却遭遇了人生中最可怕的危险,1937年9月,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的妇女负责人蔡爱凤带着一位通讯员来到金维娇家,领导当地开展抗日救国工作。
虽全国的抗日呼声很高,但当地国民党却坚持反共,四处搜捕共产党人。
10月12日夜,有叛徒告密,闽保第四团连夜出动一个连,分两路悄悄包围了村庄。
听到狗叫的一刻,金维娇迅速反应过来,有人来了,情况已十分危急。她马上把蔡爱凤和通讯员藏进二楼的神龛,又把一捆没来得及送出去的传单,塞进了屋后牛栏旁的草堆里。
敌人翻遍屋子,没有找到那两位同志,却搜出了传单,以“窝藏共产党传单”为由,把金维娇、丈夫、小叔等50多名村民全部抓走。
父母被带走时,家里两个年幼的女儿失声痛哭,金维娇已怀有身孕,忍痛看着哭泣的孩子们,背起年龄最小的孩子离开。
被关进福鼎县城监狱后,敌团长诱惑说,只要说出当地共产党的领导人,就可以一家团圆,还会给一大笔钱。
金维娇回答:“你们的兵不是到处搜吗?要问去问他们,我一个乡下女人,哪会知道这些?”
敌人恼羞成怒,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刑罚,把金维娇吊起来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她好几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但每次醒来,还是不肯吐露秘密。敌人用尽了酷刑,却一无所获。
敌人换了另一种方法,对金维娇身边人下手了,10月的一天,敌人把犯人们押到刑场,当着她的面,枪杀了她的丈夫等5位无辜群众。
亲眼看着丈夫倒在自己面前,金维娇心中痛苦不已,却不愿顺着敌人的心意崩溃。
金维娇抬起头痛斥敌人:“共产党遍布天下,想从我嘴里问出东西,没门!总有一天,会有人来向你们讨还血债!”
敌团长被激怒了,下令割掉她的舌头,又割她身上的肉,最后用刺刀刺进了她已有六、七个月身孕的腹部。
这起惨案酿成了六尸七命,金维娇只有26岁,腹中的孩子也未能幸免。她活得短暂,却被世人永远牢记,唤她一声“女英杰”“闽浙边区的刘胡兰”。
金维娇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个妻子,心中有牵挂,面对残忍的酷刑,也一样会疼痛恐惧。
历史记下了太多太多大人物的英雄故事,但千千万万个如她一样的普通人,也坠入过黑暗深渊,最终为了革命理想,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
最可怕的黑暗降临,谁人能守住底线?纵然有万般不舍,她也毅然决然地做出了选择,值得后辈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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