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书法的境界应该怎样划分，停留在临创阶段的应该算是初级境界，所谓临创，是以临摹为底盘，在古人的框架里做小幅度的挪移。点画、结字、章法大体不失来历，只在某几处添上自己的偏好，算是有了“我”的影子。
处于这一层的人，笔下保留着大量的前人印迹。一眼看去，能认出他从颜真卿来，或从米芾来，或从《书谱》来。这种可辨识的来历不是缺点，但它说明作者的原创成分还很有限。
用算术打比方，前人做出了1+1=2，这一层的人做出了1+2、1+3。算式确实变了，答案也确实新了，但公理、符号与运算规则全是借来的。这是延展，还不是发明。
当今书坛绝大多数人都在这一层。原因不复杂：临摹最安全，评审最认来历，市场也最愿意为“像古人”买单。三重力量合在一起，便把大批有才气的人钉在了临创的台阶上。
进入创变阶段的人应该算是中级境界，创变的前提，是敢于把前人的规范放到一边，用自己的一套秩序重新组织线条。这里的关键不是“不像”，而是“不像之后仍然立得住”，仍然有法可循。
能达到这一层的人，在当代已是极少数。因为抛弃规范容易，建立规范极难。前者只需要胆量，后者需要一整套自洽的用笔、结字、章法逻辑，还要经得起十年二十年的反复检验。
更高境界的人不再拘泥于前人的藩篱，而是针对书法这个大命题中进行探索，他们的探索也在拓展书法的空间，他们已经可以重新定义书法，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在当今书坛是极为稀缺的。
这一层的人在做的是拓展。他们不是在前人的园子里再种一棵树，而是在试探园子的围墙能不能往外挪。所谓重新定义书法，说的就是这种工作，而不是把字写得让人认不出。
这样的境界极为稀缺。因为它要求两样同时具备：一是对书法史的通盘理解，知道哪些路已经走到尽头；二是足够强的创造力，能在尽头之外另开一条可走的路。二者缺一，都只能停在口号上。
三层不是淘汰关系，而是叠加关系。最高境界的人，临摹功夫不会差，创变能力也不会弱；他只多了一样东西——问题意识，知道自己在回答什么，也知道哪些问题不必回答。
从张旭光先生的书法来看，他显然已经过了创变的阶段，但是还没有完全达到重新定义书法的境界，但是已经距离最高境界很近了。
他的根底在帖学。二王一脉的行草，他下过长期的死功夫，《圣教序》的结字、《十七帖》的草势，都在他的笔下留下过清晰的年轮。这不是耳食，是年深日久的手上记忆。
更关键的是他提出的“到位与味道”。到位讲技术，点画要准、要稳、要经得起放大；味道讲性情，要有余韵、有生趣、有让人回味的东西。
“到位”这一半，把他和江湖派彻底分开。看他的线条，起笔有交代，行笔有涩意，转折处不生硬，收笔不飘。放得再快，笔锋也咬得住纸，这是长年累月训练留下的痕迹。
“味道”这一半，则解释了他为什么不愿做书奴。他的行草常在不经意处松一下、歪一下、拉长一笔，把二王的温润换成了某种峭拔。这种偏离不是失手，而是有意为之，是趣味的选择。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新帖学”的提法。这不是把二王重新供起来，而是主张在帖学的资源里做当代的转化：保住书写的文脉，同时换掉那套陈旧、四平八稳的审美趣味。这一步并不容易。
他还讲过“草书第四次革命”，讲审美通感。意思是草书不能只靠视觉，还要让人从线条里读到音乐性、节奏感乃至情绪的温度。这种提法已经越过了技法层面，进入了观念与审美判断的层面。
所以他的位置有些特殊：一只脚在创变里，另一只脚已经踩在“重新定义”的门槛上。他不再满足于把字写得像谁，而是开始追问书法还能不能是别的样子，这是他最可贵之处。
但他确实还没有完全抵达最高一层。原因在于，重新定义书法不能只靠几件作品和几个提法，它需要一套完整的体系：从用笔到空间，从观念到实践，环环相扣，还要能被他人复述与检验。
他的书写至今仍有清晰的规则可循。这既是优点，也是边界。优点在于不失控，经得起内行的审视；边界在于，规则太清楚，就容易被后来者学走，也就容易被归入“风格”而不是“革命”。
还有一个更隐蔽的限制：他的探索仍以汉字为不可动摇的前提。最高境界的探索者，往往会去碰一碰这个前提本身，比如极端的空间处理、书写行为的介入。他对此保持了克制。
这种克制未必是缺陷。书法之所以是书法，靠的正是汉字的约束；一旦彻底放开，得到的可能不是新书法，而是别的艺术。他的选择，更像是有意识的守界，而不是能力的不足。
于是可以给出一个平实的判断：在当代书坛，他属于极少数越过创变、逼近定义层的人。用三层境界衡量，他不在第一层，也不止于第二层，而是站在第二层的高处，向上仰望第三层。
这个位置本身就很稀缺。当代能创变者已少，能在创变之后继续追问“书法是什么”的人更少。多数人在形成面目之后就停了下来，靠重复自己吃饭，他还在往前试探，这一点尤其难得。
当然，境界不是排名。三层划分只是提供一个讨论的坐标，不是给活人排座次。一个人的最终位置，要靠作品在时间里慢慢沉淀，当代人的判断，多半只能看个大概，作不得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价值不在于写得像不像二王，而在于他把二王的资源带进了当代的问题里。临创者解决“像不像”，创变者解决“是不是我”，他解决的则是“书法还能是什么”。
所以，问张旭光先生的境界有多高，答案不必说得太满。他已经越过了大多数人的天花板，正走在通往最高处的那段坡路上，离得不算远，却也没有真正走到那一步。这一步之差，常常要很多年。
境界之难，难在每一层都要用作品来兑现。口号可以一夜之间喊出来，体系却要用十年二十年去搭。他手里已经有砖有瓦，能不能砌成一座完整的屋子，还要再看上许多年。
对当代书法而言，这样的书家存在的意义，是让人看到台阶还在往上延伸。绝大多数人挤在第一层，少数人登上第二层，而有人正站在第二层的高处，朝着第三层的方向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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