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二岁那年,父亲第一次让我陪他去参加舅公的葬礼。

我们是走路去的。山路上铺着前夜的雨,父亲的解放鞋踩在泥里,发出吧唧吧唧的响。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中间隔了三步的距离。

“知道什么叫跋涉吗?”他突然开口。

我摇头。

“爬山为跋,涉水为涉。”他顿了顿,“你妈当年嫁过来,就是走了这么一条路。那时候还没修路,下雨天一脚深一脚浅,她走一步骂一句,走一步骂一句……”

他没再说下去。舅公的灵堂设在堂屋里,白色的帐子垂下来,供桌上点着两支白烛,风从门缝里钻进来,烛火摇摇晃晃。

我站在人堆里,看着舅婆坐在棺材边,手里攥着一块手帕,眼泪已经擦干了,眼睛却还是红的。旁边有人说,舅公走的时候不痛快,躺在床上两年多,大小便都失禁了,最后还是舅婆一口一口喂粥喂到最后。

父亲在灵堂前跪下去,磕了三个头。他做完这些,拉着我走到舅婆面前,说:“四嫂,节哀。”

舅婆点点头,又摇摇头:“他能走,是享福了。”

晚些时候,父亲领我去吃席。乡下的白事流水席,院子里支了几张圆桌,大锅的粉条炖肉端上来,热气腾腾的。我饿了,夹了一筷子肉,父亲却不动筷子,只是看着院子里的人群。

“知道什么叫宾客吗?”他又开口。

“请来的为宾,自来的为客。”

那时候我不懂,他为什么要在一个葬礼上跟我说这些。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这个院子里的人,哪个是“宾”,哪个是“客”,哪个是真心的,哪个只是来吃一顿饭的。

果然,有个瘦高的男人端着酒杯走过来,拍了拍父亲的肩膀:“志刚呐,好些日子没见了。你家那几亩地,今年打算怎么弄?”

父亲端起杯子碰了碰,没喝:“还种着呗,总不能让它荒了。”

“荒了也是一年,种了也是一年。你看老四家,这两年地荒着,人也没了。”瘦高男人阴阳怪气地笑了笑,走了。

父亲把杯里的酒一口闷了。

我没有再问什么叫宾客。答案已经藏在那杯酒里了。

那年秋天,父亲做了一个决定:让我去镇上的中学读书。

那天晚上,他坐在堂屋的桌子边,面前铺着一张信纸。他攥着笔很久,也没写出一个字来。母亲在旁边织毛衣,针脚来来回来,不做声。

“学费要一百二。”他终于开口。

母亲手里的针停了一下,又继续动起来:“知道。”

“还有书本费、住校费,加起来怕是要两百出头。”

“知道。”

“咱家……”父亲没说完,伸手去摸桌上的烟盒,摸到了,又放下了。

第二天一早,我看见母亲把她的银镯子摘下来,用一块红布包好了,放进父亲的衣兜里。那是她嫁过来的时候,外婆给她的。

父亲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走了十几里土路,到镇上把银镯子当了。回来的时候,从兜里掏出一沓钱,一毛一毛的,用皮筋扎着,在桌上数了三遍。

他把钱和一张写着“知识”两个字的纸一起放在信纸旁边,问我:“知道什么叫知识吗?”

我摇头。

“听闻见闻为知,看透本质为识。”他说,“你去镇上是为知,能不能识,要看你自己。”

那个学期,我住进了镇上的学校宿舍。十六个人一间大通铺,床板硬得像石头。我咬咬牙,没有跟家里说。父亲每周来镇上一次,不是来看我,是来帮亲戚家修房子。

头几次他来,我躲在宿舍里。他不认识宿舍楼,只在学校门口等,让同学带话。我出去的时候,他坐在校门口那棵老槐树下,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攥着一卷子钱。

“给你。”他把钱塞给我,指腹粗粝,刮得我手背发麻。

“爸,你中午吃饭了没?”

“吃了。一碗面,两块五。”

我知道那是谎话,但没拆穿。后来我送他出校门,看他骑上那辆生了锈的自行车,背影一起一伏地拐过镇口那条石子路,我才发现他还是穿着来的时候那双鞋,鞋帮子上全是干透的泥。

那年冬天特别冷,宿舍没暖气,半夜冻醒好几次,觉得被子又湿又重。周末回家,母亲在灶台边烧火,父亲坐在堂屋里,在用毛糙的草纸卷着旱烟。

“瘦了。”母亲看着我说,也不问我期中考了多少分,只是往灶膛里添了一把柴。

后来父亲从里屋拿出一件棉袄,旧是旧了点,但洗得干干净净:“你外婆让我带话,好好念书。”

我点头。

临走的时候,我看到墙上画着一道道用铅笔划过的印记。那是他们量我的身高,一笔一笔记下来的,从八岁到十二岁,一年一道,歪歪扭扭,凑在一起像一截短尺。

八岁那年,父亲在院子里教我认字。他在地上用树枝写了个“嫩”字,扭头问我:“认得不?”

我摇头。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你春天撒在土里,发芽出来的那个嫩苗,那个嫩芽,嫩嫩的。”说完还笑了笑。

我点了点头,他却收了笑,字正腔圆地说:“你就好比那颗蛋。蛋孵出来,先长出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喙。”他用手比划着,“然后它的翅膀慢慢张开,慢慢张开,等到它翅膀硬了,它就飞出去了。飞出了这个大山,就永远不会回来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太阳刚好落到山尖上,把整个院子都染成橘红色。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养出一个注定要飞走的孩子。

三年后,我考上了市里的高中。分数出来那天,父亲骑着自行车去镇上看榜,回来的时候,车把上挂着一刀肉。

母亲问:“哪来的钱?”

父亲没回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成绩单,在桌上抹平了:“考上了。”

那天晚上他喝了两杯酒,话就多了。东拉西扯地说村里谁家儿子退伍回来分到了安置费,谁家宅基地被人多占了一尺墙根,说到一半,忽然问我:“你知道什么叫‘秕’吗?”

“不认得那个字。”

父亲在桌上比划着写了一遍:“就是谷子灌浆没灌满,瘪的,轻飘飘的,一扬就飞出去了。”

他停了停,又补了一句:“你要做饱满的那个。”

高中开学后,我和那个叫小海的初中同学偶尔还联系。小海没考上高中,跟他爹去学了木工。有一次我去集镇,在街口遇到他,他蹲在路边啃馒头,裤腿上全是木屑。

他嚼完最后一口,拍拍手说:“你能接着念书,真好。我爹说了,人要是不认字,木头都看不起你。”

就这么一句话,我记了很多年。那是我第一次在另一个人身上看到父亲二八大杠的影子。

高二那年,外婆摔了一跤,躺在床上起不来。母亲去照顾了一个多月。回来那天,我去村口接她,她瘦了一圈,眼窝凹陷。她什么都没说,从兜里掏出一包用黄纸包着的饼干塞给我,是县里出的那种最便宜的动物饼干。

“你外婆让给你的。叫你好好念书,不要惦记她。”

那年冬天,外婆走了。我不知道她说的“好好念书”到底是什么样子才算好,但我知道,这些年我身后的那条路,是他们一口一口省出来的,一截一截铺出来的。

后来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四年后毕业,留在城里工作。

头一份工作是做会计,月薪一千八。房租三百五,剩下的一千多,我每个月雷打不动给家里寄五百。头一回打钱那天,我站在邮局窗口填完单子,站了很久,把汇款单上的“赡养费”三个字涂掉,改成了“生活费”。

怕父亲看见了心里不舒服。

秋天的时候,我回家过中秋。那天下雨,我坐班车到镇上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车的时候,我看见大槐树下站着一个人,披着化肥袋子,身子朝我这边歪着。

是父亲。

他看我下车,还是老样子,不说来接我的,只说:“今晚上,你妈炖了鸡。”

我跟他往回走,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还是隔了三步。他走得比从前慢了,背上多了些暮气。我从背后看着他的头发,花白得比我想象中要多得多。

到了家门口,他跨进门槛,回头看了我一眼,目光落在我穿的那双皮鞋上。什么都没说,只笑了笑。

席间,母亲絮絮叨叨问我城里过得怎么样。我报了喜,没报忧。那半年我是吃挂面撑过来的,和住地下室的事,一句都没提。

父亲没说话,闷头喝了一口酒,忽然开口:“你知道什么叫衣裳吗?”

“上衣为衣,下裙为裳。”

“知道什么叫孤独吗?”

这句话我答不上来。他也没指望我答。他端起酒杯,又说:“老话讲,年少无父为孤,年老无子为独。”他停了一下,“我这辈子没想到,这两样体会全了。可我高兴。”

我愣在那里。

他说:“儿大不中留嘛。留不住了。你飞出去,飞得越远越好。你是那饱满的谷子,扬出去的也是好的。”

外面下了雨,雨声落在瓦片上是密的。他喝了最后一口酒,起身回屋了,背影走到堂屋的灯底下,停了一会儿,又往前走。

第二年春天,我换了新工作,工资翻了一倍。我给家里打电话,说想接他们来城里住几天。父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说:“我离不得那片地。你也忙,别来回跑了。”

再后来,我结了婚,有了孩子。父亲来城里看过两回孙子,每回都待不住三天,说城里头憋闷,夜里听不见蛙声,睡不着。

走的那天,我开车送他去车站。他抱着一个编织袋,里面装着母亲煮的二十个鸡蛋,还有一袋子自家种的青豆。绿灯亮了,他拉开车门要下去,又回头看我一眼:“那个飞的道理,不用我再讲一遍了吧。”

我说不用了。

他点点头,下了车,走进人堆里。他走得很慢,编织袋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他就这么一路换着手,走到了马路对面。

我坐在车里看了很久,直到他的背影彻底看不见了。

我才发现,这些年他一直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那三步的距离,是他有意留出来的。他知道终有一天他要停下来,我走到前面去,但他不让我看见他停下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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