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合同和发票,只能证明交易,证明不了服务合法二、合规手续彻底失效的那个节点三、真实案例:技术嵌进诈骗流程之后四、负责人和程序员,责任怎么分五、帮信,还是诈骗共犯六、我为什么坚持先查业务资料和操作记录
合同签了、发票开了、客户资质也审过,客户却被查出利用平台搞诈骗——技术团队到底还要不要担刑责?
这是我在西安办技术类涉网案件被问得最多的一句话。答案很明确:纸面合规挡不住刑事责任。办案机关真正追问的只有三件事——你实际提供了什么帮助、当时知不知道客户在做什么、出异常之后做了什么。
我是李莹珺,陕西华格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业务一部负责人、华格刑辩团队联合创始人,长期办理刑事辩护和刑民交叉案件。我的做法只有一条:把公司真实业务和每个人的具体参与拆开——合同规范不等于每次技术操作都合法;但客户涉诈,也不等于整个团队都是共犯。
客户瞒着团队把普通客服系统拿去诈骗,技术人员全程正常履职,与客户后来的行为法律上分开评价。
真正危险的是“挂羊头卖狗肉”:合同写“系统维护”,实际做的是批量注册账号、绕过封禁、伪装来电号码、篡改后台页面诱导转账。发票类目再正规,聊天记录、操作日志、收费方式也会把真实业务扒出来。
分水岭几乎都出现在收到风险信号之后:客户账号多次涉诈被封、平台发来风险通知,运营仍安排换号、迁服务器、教客户绕审核;明知页面专供虚假贷款诈骗使用,还按团伙要求持续升级功能。继续帮、怎么帮,就是审查重点。
《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可构成帮信罪。2025年“两高一部”相关意见进一步明确:认定“明知”要综合帮助的时间、方式、次数、规避监管、获利和从业经历,不看行业身份和营收规模。
这几类信号一旦出现,基本等同于明知:频繁要求换域名、换服务器、绕风控;清楚功能用于诱导转账;主动设计规避监管方案;收益与诈骗流水、出单量挂钩,而非固定服务费。
最高检2023年公布的典型案例中,有一起涉及网络贷款推广、智能语音机器人和虚假贷款App:相关人员明知服务用于诈骗,仍增加语音设备、管理诈骗团伙沟通群组,另有人按团伙要求制作维护虚假App。技术一旦深度嵌入诈骗流程,“我只是提供服务”就失去事实基础。这类案子,知情、权限、收益逐人核查,不会一锅端。
负责人决定继续服务涉诈客户、安排规避监管,与只按工单修bug的程序员,参与程度完全不同;同在项目群,不等于人人知情。程序员看具体任务:接不接触虚假宣传页面、知不知道“后台改额度”是诱导付款、收到异常后有没有要求停开发并向公司报告。运营人员看手里有哪些投诉、封禁通知,实际采取了什么措施。
只提供独立技术支持、未参与策划,达到情节的按帮信审查;事先共谋、为特定诈骗环节量身开发、长期稳定配合并参与分赃的,要进一步审查是否构成诈骗共犯。两罪量刑差距很大,边界就在配合深度和主观认知。
第一步,把“公司提供了什么服务”拆到每个项目、每次变更:合同、需求单、验收单、风险审核记录、投诉与封禁通知、代码提交记录、后台日志,按时间线排开——异常从哪天开始、谁提的要求、谁有审批和叫停权限,一目了然。
第二步,把公司收入和个人获利分开核对:收固定维护费,不代表每名员工都因客户犯罪获益;个人按诈骗业务量提成、或主动帮客户掩盖用途,则直接影响参与程度和明知的认定。
所以“我有做合规”从来不是结论。有用的是把合规过程做成可核查的证据:审核过什么、发现过什么、谁作的决定、有没有停止异常服务。合规不是几张纸,而是一套能追溯、能核验的动作——平时它是防火墙,案发时它是把正常履职和涉嫌犯罪切开的那把刀。
西安做技术外包、平台运营的团队,模式越灵活越容易踩到这条灰线。与其出事后再想怎么辩,不如提前做一次刑事风险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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