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夏，青岛一处并不起眼的海军办公场所里，吴荣森面对的不是枪林弹雨，而是一份薄薄的密码材料。纸张不大，分量却重得惊人。它一旦落入解放区手中，国民党海军各舰之间的联络，就可能被提前掌握。
题目中所说的“全部机要密码”，严格来说，指的是当时国民党海军系统中一套关键密码及其更换规律，并非所有军事机密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但在通讯高度依赖电报的年代，这类密码的价值，丝毫不亚于一张作战地图。
密码最难得的地方，不只是内容本身，还在于它会定期更换。1943年，我方曾截获国民党军队电台呼号，由此摸清了部分密码更替的周期。没有密码，仍然无法直接阅读电报；可掌握更换规律，就等于知道了对方何时会出现新的防线。
真正的突破口，来自一个看似普通的海军工作人员。
吴荣森早年在青岛求学。那所学校带有日本控制下的教育色彩，学生受到的约束不少，他却没有把时间耗在消沉上，而是组织戏剧活动，借演出接触青年、传播进步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进入了地下工作的视野。
抗战胜利后，吴荣森进入国民党海军系统，成为第三十舰上的机要助手。这个身份给了他接近电讯工作的机会，却也带来一个麻烦：第三十舰由日军投降装备改编而来，设备陈旧，级别有限，并没有配备完整的密码电台。
路没有断，只是换了方向。
当时，海军系统的人事安排，往往掌握在少数参谋和军官手中。吴荣森通过同学关系，接触到北京方面的人事参谋谢麻子。他没有一上来就谈机密，而是从旧交、求职和升迁说起，慢慢让对方相信，自己只是一个想在军中站稳脚跟的年轻人。
“以后还要请大伯多照应。”
谢麻子没有立刻答应。海军岗位牵连甚广，贸然提拔一个人，出了问题不只是个人担责。随后，地下工作人员又设法请国民党军官张镇南出面说情，几层关系叠加，吴荣森终于调入能够接触电讯事务的岗位。
进入机要部门只是第一步。那里的人每天处理电报、文件和密码，彼此警惕很强。吴荣森没有急着打听核心内容，而是从日常相处入手，陪同事喝茶聊天，谈报纸上的消息，也谈军中的待遇和升迁。他把自己装成一个精明但并不危险的人。
这类工作最考验耐心。
有意思的是，真正有价值的情报并不总藏在保险柜里。有时，它会出现在一张待处理的文件上，出现在工作人员随口提到的一句话里。吴荣森在熟悉流程后，逐渐发现各舰密码更换的安排，并注意到庐山号因整修而需要重新启用密码。
这个变化，让他想到了刘国华。
刘国华与吴荣森早有交往，对军中的待遇不公、升迁混乱以及国民党内部的腐败颇有怨言。吴荣森没有直接暴露身份，而是先反复试探，谈军队前途，谈内战结果，再把话题引向个人处境。
“真要有条退路，谁愿意把命押在一边？”
刘国华听出了弦外之音。此人虽对现实不满，却又担心失败后的处置，吴荣森便利用这种矛盾心理，提出可以为双方留下退路。诱惑和恐惧同时摆在面前，刘国华最终被说服。
1947年6月26日，刘国华凭借舰长手令，取得了相关密码材料，并设法转交给吴荣森。材料到手后，危险并没有减少。国民党方面对机要文件查得很严，携带者稍有异常，就可能遭到盘问。
负责转送的交通员吕秀成进行了伪装，避开沿途搜查，终于把密码送到我方手中。密码被掌握后，情报工作的效率明显提高。它不仅能够帮助判断海军通信，还为解放战争后期的整体作战提供了重要参考。三大战役期间，战场信息极其复杂，一份能够提前识别对方意图的情报，价值自然不言而喻。
但立下大功，并不等于必然获得显赫职位。
新中国成立后，吴荣森先在青岛市公安局保卫科任科员。后来，他又在青岛三分厂、青岛半导体研究所和青岛海水综合利用研究所工作，曾任副书记、副所长、所长。职务有升有降，却始终没有被塑造成一位高调的功臣。
这其中既有地下工作者身份需要保密的因素，也有组织安排和个人经历的考量。战争年代的功劳，不能简单换算成和平时期的行政级别。对吴荣森而言，最危险的任务已经留在了1947年的青岛，而他此后走过的道路，则更多是在工业、科研和保卫岗位上默默承担责任。
2018年9月10日，吴荣森在青岛逝世，享年91岁。那份曾经改变战局的密码，早已成为档案中的历史材料；而当年那个在机要部门里谨慎周旋的科员，也终于走完了自己并不张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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