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国立最高学府,是古代中央官学体系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太学”这一名称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而在上古五帝时代,这类高等教育场所名为成均;夏朝称为东序,商朝称作右学,周代则名上庠,选址在洛邑王城的西郊。
早在周朝,典籍《大戴礼记·保傅》就记载:“帝入太学,承师问道。”西周的太学也叫大学,天子与诸侯分别设立。天子的大学叫辟雍,诸侯设立的叫泮宫。不过这时的辟雍、泮宫,并不是纯粹专门用来读书授课的学校。这里同时承担多种功能:贵族会在此举行祭祀、宴会、选拔武士、商议战事;军队凯旋之后,还要到此举行献俘告功的仪式。上古时代各类礼制场所没有严格分开,明堂、太庙、太学、灵台常常合为一处,布政、祭祀、讲学、观天象、修订历法、敬老习射等各类活动都集中在这里开展。因此上古的这类场所,只能算作太学的萌芽,还没有形成独立、专业、系统的封建教育制度。
到了西汉,太学才正式定型。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他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里“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提议,在都城长安设立太学,作为全国最高的中央官学,太学祭酒总管全国教育行政。太学里面由博士担任授课老师,最先设立五经博士,专门传授儒家《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典。汉宣帝时期,五经博士增加到十二人;王莽掌权时,博士数量扩充至三十人。太学里的学生叫“博士弟子”,也叫太学弟子。太学刚开办时仅有学生五十人,汉昭帝时增长到百人,到王莽时期规模暴涨至万人。博士弟子还享有免除赋役的优待。选拔生源有两条途径:一是由太常直接挑选,二是由各郡国察举保送。同时汉武帝下令各郡国设置地方学校官,初步搭建起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网络。太学、郡国学的主要目标是培养朝廷需要的官吏,巩固封建统治,但客观上极大推动了儒家经典的传播与文化普及。
东汉建立之后,光武帝刘秀在公元29年,于洛阳开阳门外修建新的太学。汉明帝还亲自前往太学,登台讲经,以示重教。汉顺帝永建年间,朝廷投入巨大人力物力重修扩建太学,历时一年,动用十一万两千工匠,建成二百四十栋房舍、一千八百五十间学室,求学的弟子称为太学生。鼎盛之时,太学生多达三万人,各地读书人云集洛阳。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为了统一经书文字、避免传抄讹误,朝廷主持刻制熹平石经,立在太学大门之外,天下学子纷纷赶来观摩抄写,道路常年人流不绝。
两汉太学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人才,推动经学文化繁荣。但到王朝后期,政治日趋腐败,太学生不再只是埋头读书,开始积极参与朝政。西汉哀帝时期,博士弟子王咸就聚集千余名太学生,上书营救正直的司隶校尉鲍宣。东汉末年,陈蕃、李膺等清流士大夫奋起对抗宦官专权,得到太学生广泛响应,太学生也随之卷入激烈的政治斗争,遭到宦官集团残酷打压,酿成党锢之祸,上千名太学生遭到抓捕囚禁,很多士人被终身禁锢不许出仕。
进入三国魏朝,魏文帝曹丕在黄初年间恢复洛阳太学,设置十九名博士。魏明帝时,太学生数量达到千余人,延续汉代制度,以五经策试,考试合格者可以担任掌故、太子舍人、郎中等官职。西晋武帝时期,太学生有三千人(另有记载为七千余人),学子通过经义考试,能够授为郎中。西晋教育出现重大变化:朝廷专门为五品以上高官子弟设立国子学,国子学与太学并行,形成双轨教育体系,贵族子弟和平素士人分开就学。
东晋时局动荡,官学一度衰败;南朝教育有所恢复,国子生大多出身士族豪门,被称作国胄、世胄,依靠明经策试入仕,而很多时候太学仅有博士职位,却没有在读学生。十六国乱世之中,不少少数民族政权也仿照中原制度设立太学,还增设四门学、郡国学、律学,生源大多限定为公卿大臣子弟,学校随政权兴亡时兴时废。北魏道武帝建立国子太学,之后又单独分出太学,国子学一度改名中书学,不久恢复旧称,地方郡学也被泛称为太学。孝文帝、宣武帝时期再加设四门小学,形成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三学并存的格局。南北朝后期直至隋朝,又陆续增设律学、书学、算学,分别教授律法、文字书法、算术,古代官学分科教育的体系慢慢完善。隋代之后,太学逐步归入国子监,国子监成为中央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太学成为国子监下属的教学单位,延续着千年育人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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